文/林文杰

　　我们便成了同学中第一对结婚的人。盛大的酒会上，所有能找到的同学都来了。结婚当天在选婚纱时，我接到了余可的电话，他隔着千山万水祝福我，并放了一段刚编录完的音乐给我听。我的眼睛湿润，想起那段仓惶、迷茫的霍乱般的青春。

　　最后，我听了余可的建议，选了一条象牙白的缀着草绿色叶片的婚纱。

　　几年来，凯文的公司蒸蒸日上，搬了新的办公楼，有了固定的客户，并且涉足于时尚圈，做了很多国际品牌的大型时装秀。我离开杂志社跳槽去了一家跨国消费品公司做市场推广，一直勤奋地在这家公司里做了四年，职位节节上升。

　　我们俩经常天南地北地飞，聚少离多，家里冷冷清清，连我们最爱听的CD上也落满了灰尘。我们经常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日常生活的沟通，譬如该付水电、电话费了，该到洗衣店取衣服了等等；通过明信片确认对方目前已到了某一个城市。生活在我认为的有序的、平静的方式中延续着，直到那天在酒店里遇到凯文和那年轻女子。

　　还有一个星期我就要远行。凯文又去出差了，他不知道我要出去培训半年。桌上的明信片堆积如山，最近的一张，我知道凯文在香港谈一个品牌的上市活动。

　　那个星期里，我整理着行李，同时也想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从头开始。我还喝了很多酒，断断续续地写下了一些话，写在一些用过的明信片反面。

　　我写道：我们是需要一段时间，慢慢来梳理一下了。又写道：半年的时间不长也不短，如果想清楚了，我们再坐到一起做个决定。诸如此类的字句。

　　临走前一天，凯文突然回来。他已经打过电话去我公司并且知道我明天就要到英国的事。

　　他看我的眼神变得很陌生，我突然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什么时候决定的？”

　　“一个月前。”

　　“哦，最近我太忙，很多CASE在谈。”

　　“我早就买了红酒，想和你一起庆祝的。可惜，一个月来都没有机会和你喝一杯。”

　　“在外面要注意身体，好好照顾自己”。凯文回应我。

　　这一瞬间，我知道我们完了。

　　当晚，凯文留在书房里到很晚。翌日夜晚，我上飞机前，看到凯文放在我行李箱内的一个蓝色透明袋子。

　　我想起这个透明袋子还在我的手提包里，起身从行李箱中翻出来。

　　打开袋子，里面是一叠明信片。每张明信片上都记录了一个日期，在右上角贴邮票的地方，贴上了我们之前的一些旧照片：大学校园里我演出的剧照、放烟火时张嘴大笑的模样、毕业时草地上的留影、婚礼上一帮同学高声的欢唱。

　　明信片以记录的方式，把我们认识至今的一些有趣的经历，一些转折点和一些值得纪念的事，都配着照片完整地保存下来。大概有50多张。凯文种情于这种方式为我们的感情做着收藏，包括从前我无心说过的一句话。

　　我翻到最后几张明信片，一张右上角贴的是那晚和他一起在酒店的模特儿的照片，旁边写着：“她是我们同学小刘的妹妹，刚来上海发展。我答应替小刘照看她。其实那天我看到你出去打我手机。我始终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那种方式和我沟通。你选择了毫不在乎，而我们却越走越远。”

　　另一张是临走前一晚他写的，照片上是那年12月31日的烟花之夜，只有一句话：“天空没有翅膀的影子，而我们已飞过”。

　　飞机越飞越高，窗外漆黑一片。可是我知道有云朵飘过我的窗前，只是夜太黑，我无法分辨。就像蝴蝶飞不过沧海，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的那一段了。只有这一张张的明信片，像是手指划过皮肤留下的痕迹，仿佛还在不断地提醒着我：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嘉年华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