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出门诊，在走廊里碰到院长，他问：那个女孩儿怎么样了﹖我说已经安排今天转到结核病院。院长点点头走过去，又返回身问：“怎么走的﹖她得平躺，脊柱空了经不起搬运……”我的脑袋嗡地一声，心想：坏了，我又错了一步﹖我怎么忘了叮嘱他们。

　　现在经常搞的市民急救知识普及里，经常强调的一点就是遇到脊柱受伤的人，搬运时已经要小心，受伤者一定要平躺在硬质的担架上，因为已经受伤的脊柱很可能在体位的改变中伤到脊髓，病人的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最终落下瘫痪。

　　我慌慌张张地往病房跑，想赶在他们转走之前，病房的护士告诉我：“一早就走了，和来住院时一样，也是她哥哥背她下的楼，反正没用医院的救护车，那得花多少钱﹖”

　　我赶紧给结核病医院打电话，他们说，没有收到这么个病人。我一下就明白了，他们肯定是出了我们医院就回家了，这样的病人我们见过，因为怕花钱。我不断想到那女孩儿一次次趴在她哥哥背上的情景，我知道那个已经被结核菌掏空的脊柱悬了。

　　我在医院又干了一阵之后正赶上医药代表的行业出现，我跳了槽，很快拿到了超过医生两倍以上的工资。但每次报纸上登一次医疗纠纷，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女孩儿。

　　快到一年的时候，医院转来了不少寄到那里的信件，其中有一封是北京山区的，我觉得地名很熟，里边还有张照片，一看发现就是那个我误诊的女孩儿。她在信里告诉我回去之后就真的瘫痪了。

　　女孩长得挺好看，坐在那里像个正常人，婆家只知道腿有病，以为是身体弱，吃好了就能好起来，婚就照样结了。照片上的她穿戴整齐，披红挂彩的。她说，结婚之后就走不了路了，婆家对她还不错，给我写信也是为了再来北京治病，想快点好，因为得生孩子。

　　原来，从我们医院转出去之后她哥哥就改变了主意，的确没去专科医院，想拿着药回家吃能省钱。我们国家有一个叫做“监督服药”的医疗服务体系，就是专门有医生入户，眼看着结核病人把药吃下去，现在世界结核病挺严重的，中国就是靠这个办法把结核控制了。但女孩儿没能受益，她的家乡太偏远。吃完了带回去的药就停药了，情况可想而知。

　　一次错误的使用激素，两次我指示下她被她哥哥背走，会在她的瘫痪中负多大的责任我也说不清，但是我是他们唯一求医过的人，唯一给他们医学提示的人，她的瘫痪和我有关。

　　我马上给她回了信，但我不敢告诉她这种瘫痪很难恢复，脊柱骨头的破坏使脊髓失去支撑，即便是修补脊柱，已经受伤的脊髓还有多少希望已经很难说，更何况修补脊柱的费用对他们来说是天价。我当时寄去了一千元钱，我说先让她买点营养品，等我联系好了医院再告诉他们，我知道这是假话，但没有办法，我觉得只有假话和钱能帮她。

　　她回信自然是千恩万谢，她说他们全家一年也就挣这么多钱，他们那儿的邮局都没收过这么一大笔数目的钱。她的字写得很幼稚，话很实在，但越实在我心里越难受，因为她始终记得我是他们的救星呢。我想只要我还能挣钱我就会一直寄下去，这真不是高尚，我就是借用这种方式还债。

　　人的生命力真强，她在瘫痪之后居然怀孕了，三年前生了个儿子。瘫痪的人生孩子在医学上能够解释，因为瘫痪并不一定影响生殖机能，只是瘫痪者的怀孕和生产要比正常女人艰难得多，她告诉我儿子出生之后她身体更不如从前了，但是婆婆给带儿子，她自己没有什么大碍，不过就是不出家门。

　　有一次几个朋友出去踏青，就从她住的地方过，山坡上零零星星的屋子非常破旧，当地人说可能马上就拆了改建旅游度假村。我的同事都说，真遗憾，那就没有原味儿了。我当时忍住没说什么，心里对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充满了抵触。其实以前我也这么说，那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些作为风景的古朴和落后中，埋藏着多少生活的艰难。

　　杨易谈情

　　小时候，我最敬畏的几类人里边就有医生。也许是由于平时父母不自觉的暗示作用吧，因为生病时，着急的父母把我交给医生时的那种信赖的目光，以及医生自信、和蔼和胸有成竹的态度，让我觉得塌实。久而久之，我似乎觉得，一进医院病就好了一半。

　　这种对医生的信赖一直持续了好多年，直到后来医患矛盾渐多，一些医疗纠纷曝光以及自己经历的一些医生的不负责任，让医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而殷的忏悔到让我觉得，不论从事什么职业，只要人的良知还未泯灭，只要一个人的感情还没有麻木，信任终究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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