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不久，赖莎和丈夫一起回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老家斯塔夫罗波尔。第一次踏上丈夫的老家，赖莎就爱上了这片土地。

　　然而，这个美丽的地方首府，也让他们领教了生活的艰辛。他们最初对工作的热情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开始减退。在最初的四年时间里，赖莎一直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头几个月，赖莎没有找到工作。接下来，她不得不在一个专业根本就不对口的岗位上干了一年半。再后来，虽然干了两年专业，但没有切实的保障。不是打点工，就是拿半薪，要不就是在机构精简中临时下岗。对于自己这几年的遭遇，赖莎的解释是：“我想，有两个原因。那几年很难安排受过人文高等教育的专家，我可太了解了。比方说，当时在斯塔夫罗波尔市，有近70%的教师拿不到全薪。”事实上，当时受过正规大学教育，尤其是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的专家在斯塔夫罗波尔还没有。一些本来用得上赖莎的高校，但它们的教研室都用师范院校的毕业生。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用人机制的僵化。

　　和赖莎相比，她的新婚丈夫戈尔巴乔夫最初的遭遇也好不到那里去。戈尔巴乔夫是拿着法学学士文凭被分到边疆区检察院的。但他在那里工作10天就厌倦了检察院的工作。在戈尔巴乔夫的强烈要求下，他终于被区团委聘上了。在离开检察院之前，检察长别图霍夫又找他进行了一次谈话。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说这次“和边疆区检察长的谈话，冗长而又毫无兴趣。”谈话以后，他写信告诉妻子：“检察长随心所欲地把我臭骂一顿后，总算同意我辞职进区团委了。我已被任命为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对于丈夫的选择，赖莎不仅非常理解，而且予以坚定的支持。但他们的日子也因此更加困难。“戈尔巴乔夫的月薪是3000卢布(旧币)，扣完税、交完各种组织的会费，就只剩840卢布了。由于我长期无业，这些钱就成了我们惟一的生活来源。当然，戈尔巴乔夫的父母有时也从乡下给我们送些食品，多少可以补贴一点儿。不过，更大的帮助是没有的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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