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在深夜里回忆我们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生活的一些情景，目的是放松一下，转移一下注意力，力图忘记周围的一切……我担任州委第一书记时。她下班回到家中情绪很糟。在班上，午休时她到走廊里，周围人就故意大声喊叫：大家看看吧。简直是岂有此理，不及时给我们住房，商店里买不到黄油！到处是这种议论。妻子对周围发生的事很敏感。说来让人难以相信，我们从未因为工作太忙顾不上家而闹别扭。我的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累得疲惫不堪。我刚刚担任工段长、工程队长的时候，常常在工地忙到很晚才回家。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生活就很枯燥，情况恰恰相反。有时候我在州委开完一个会议，急急忙忙赶回家，我们在夜里11点带着高兴得尖叫的女儿们乘着出租车到朋友家去参加生田晚宴。妻子特别喜欢我给她意外的礼物。当我们的女儿列娜要出生时，我把妻子送到别廖兹尼基的产院，以便她在产后呆在我母亲那里。当时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无法同她在一起。可是，在她产后忽然有人给她送去大柬鲜花和我的一首诗———这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的。而这一切是我预先安排好的。但是，住筒子楼的日子是最幸福的日子，我们的许多同龄人都有这种感受。那时，我们举行了多少次聚会宴请，过了多少快乐的节日，有那么多朋友来助兴。有多少美好的不眠之夜呀！后来开始了漫长的州委工作时期。我已不单单是什么“长”。而是成了权力人物。我迷恋过打球，后来拼命工作，如今被“推人”党的官运阶梯中。给这样的人作妻子，真是命运不济。大概，我身上还有某些可取之处，为了这个缘故她原谅了我的一切所作所为。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她实在难于承受。例如，无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还是现在，逐渐形成的、似一股潜流般的、各种方式的、周围人对“第一把手”的夫人的压力，面这种压力总伴随着相当庸俗的目的。”

　　人们曾观察到有关他俩的这样一个细节：1985年，在法国波旁宫国民议会大厅，戈尔巴乔夫准备发表演说。当他跨越通向高处讲坛的一个个台阶时，身体摇摇晃晃。只见他四处张望，寻找赖莎。后来，他发现夫人早已在前排就座，便满怀深情地向她投去了一个眼色，同时脸上露出了笑容，似乎是说有妻子在，他就有了信心，就可以放心了。能有爱妻赖莎陪伴左右，这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显然是一桩快事，因为赖莎的存在是他专心工作的保障。

　　每当戈尔巴乔夫从工作岗位来到别墅时，赖莎都会在家里迎接他，然后就围着他绕三圈儿，一圈，两圈，三圈，为的是减轻丈夫的紧张心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在他们散步的时候，他向她叙述一整天的工作，连每分钟做了什么都详述无遗。于是，赖莎不止是了解情况，简直是对一切了如指掌。这种做法迟早要带来后果，而且已经带来了后果———它影响到戈尔巴乔夫对人们的态度，影响到整个政策的执行。

　　尽管赖莎再三强调自己所处的陪同戈尔巴乔夫的显赫地位，是要她作为国家元首夫人履行某些官方义务的。但是，一些敏感的观察家还是从戈尔巴乔夫1986年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所作报告的一段话中，感觉到了赖莎影响的分量。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宣布延长女工的产假；对家中有患病而需要请假的母亲给予更多方便；让每个苏联小孩都能进托儿所；以及实施一项为女工从事非全日制工作或在家做活计提供更多机会的计划。人们还猜想，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向伏特加酒宣战，在全国坚定不移地开展反酗酒运动，肯定离不开赖莎的鼓励。

　　赖莎在陪同戈尔巴乔夫视察国内期间，时常要独自参观一些学校、孤儿院、幼儿园、医院，逛逛商场，看看文化设施，走访一些家庭。慢慢地，她把自己的目光集中于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她很想通过各种途径鼓励国民向着自己心中所想的理想秩序发展。她不止一次地说过，“凡是能使人在社会上更加稳定的做法，凡是能使人赚钱的做法，我都乐于鼓励。”在这一时期，她逐渐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国家正在经历一个困难、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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