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天下文章，新久必衰，衰久必变，正如同《三国演义》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想那商周时期，四言诗鼎盛，一部《诗三百》，几百年地位独尊，其间也不过楚辞放一异彩，入秦汉以后，仍是四言诗的天下。但新久必衰、衰久必变，于是有转折期的杂言诗出现，进而为五言诗，至唐方有别体新诗——格律诗出现，从而成为诗歌连绵群山中的一座新高峰。及至晚唐，唐诗盛时不再，日渐衰微，久而新体出现，又耸然而出宋词高峰……历代文章，其衍变大体如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再说那西汉的大史家子长司马迁，立志修史，为此而受宫刑之奇耻大辱，十数年不辍，终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奠中华正史之基础。新体一出，后人旋踵跟进，有班固父子兄妹修成《汉书》，又有范晔等修成《后汉书》，前后汉十数朝历史悉数详载。“两汉书”虽承继先人，又有发明创造，断代正史由它而成一体。其后，历代皆有正史，以迄于明，成所谓“二十四史”。

　　中华正史，向为人所称道。然正史出，野史亦随之。稗官野史是民间的历史，史实的可信度虽未必及得正史，但就存录社会史料而言，或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正史、野史尚不足以满足市民百姓的口味，于是从城市生活高度发达的宋代开始，就有所谓“讲史”出现，进一步发展，就有了历史小说，本篇开首提到的《三国演义》即是。

　　说到这《三国演义》，倒也是其来有自。最早记载魏、蜀、吴三国之事的，是那陈寿的《三国志》。此书即所谓断代体正史，与司马迁的《史记》、班氏父子的《汉书》和范晔等人的《后汉书》合称“前四史”，是“二十四史”中影响最为突出的四部。这《三国志》记载三国之事已够详尽，但小民百姓看着费劲，也未必过瘾，于是有人“讲史”，讲出了什么《三国志平话》。这“平话”差不多也就是现如今的“评书”，起初是供讲述的，版本也不统一，后来才有了文字的定本。把三国那事儿铺陈得叫人看着上瘾、看了过瘾的，自然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此书一出，那《三国志平话》几乎就没有了露脸的机会，《三国志》也大多是呆在学者的书斋里。由此来看，你说这《三国演义》伟不伟大？可这《三国演义》伟大则伟大，罗贯中撰著此书不知费了几多心血，但他也确曾从前人的著作中吸收了不知多少养分，不说别的，单就“三顾茅庐”中的“隆中对”，就有许多文字是出自那数百年前陈寿的《三国志》。

　　《三国演义》面世，迄今已有数百年，其间阐释、研讨此书的著作，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似已无多文章可作。可天下文章，新久必衰、衰久必变，偏就出了些有心人，能够旧事新说、别出新裁，或由此及彼、引而申之，或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先是那日人将这《三国演义》移植于经营管理领域，推出什么《三国与商战》，后有国人旋踵跟进，又推出什么《三国与经营》。最是那位叫成君忆的先生，写了一部叫《水煮三国》的书，把那《三国演义》放入一只敞口大锅，加了许多经营管理的作料，用现代观念的文火慢煮，一时间倒真个一书风行、洛阳纸贵，足见其“变”与“新”的魅力所在。之后就有三五诸君趁火而上，或麻辣，或红烧，或乱燉……不知有多少人心痒手痒。只是这成君忆倒也沉得住气，未曾胡乱出手、泥沙俱下，没的污了自家的名节，隔了好久好久(在如今这时代，“各领风骚没几天”，一年半载足可以说是“好久好久”)才又杀青了新著，名唤《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只是舍三国而取西游了。

　　别人舍三国而取西游，咱家却还在三国里。倒不是咱家根绝了我们人类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习性，而是觉得：就许别人跟古人抬扛，就不兴咱家？孙悟空是个好员工，难道诸葛亮不算个好主管？不信，你倒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