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周日)《风雨中与你相伴》
嘉宾：罗红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如约来到中国生殖健康网的网上直播节目，今天晚上探讨的话题是和艾滋病有关的，话题是风雨中与你相伴，我们今天晚上探讨的这
个话题是和艾滋病人的爱情和婚恋情感有关的，我们今天晚上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罗红光博士，各位网友可以关于艾滋病的情感话题或其他的话题和我们展开现场的交流，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中。
主持人：GuestKV5PwX ： 艾滋感染者他们还可以有恋爱吗？
罗红光：我认为是有条件的恋爱，不是彻底放开的那种，因为有个安全的问题，是有条件的恋爱。一般我们讲安全的措施，因为恋爱是一个个人感情的事情，恋爱后就会产生婚姻等一系列的事，所以我们说在发生性生活的时候，应该是注意到安全的问题。如果是安全的，并不影响具体的生活。
主持人：您是研究人类学的，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艾滋病的呢？
罗红光：我关注艾滋病不是很长的时间，准确的讲，应该是1998年，那时候，因为出现了很多案例，这种案例让我们听起来确实有点吃惊，艾滋病传染有三个途径，性生活、输血、吸毒，母婴传播，像这种情况，有些情况涉及到文化和社会的，所以我们当时一个是吃惊，另外就是关注，因为纯粹医学的问题有医生，有搞自然科学的人关注，但是涉及到社会，这个病不仅是一个医学的问题，而且是被文化定义了的概念，尤其是在中国，所以就必须作为社会科学家，也应该出来关注这样的公共话题。
主持人：为什么是被社会定义了的话题呢？
罗红光：我讲是被文化定义，因为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是有性生活和吸毒，这两个传播途径就在中国的文化里，认为是不道德的事，这样的话，就往往造成文化上一听说癌症患者，大家还同情、怜悯，可是一听说是艾滋病患者，可能第一个反应就不是同情怜悯，而是你做什么事了，大概这种反应是比较正常的，而且是普通的反应，就是因为他的心理面有一个暗示，就是说，这个人一定有什么地方不检点了，所以产生了这样的后果，那么有些无辜的人，无关哪一个途径，因为中国人不去具体说的时候，一听说艾滋病，就跟性联系在一起了，性又跟中国的不伦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被动理解上的障碍，这是我们国家和别的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主持人：是不是这样消除艾滋病的歧视难度更大一些呢？
罗红光：是的，如果这个病是社会来的，还是用社会来医它，医学上抑制也不是特别难的，唯一难的就是恰恰是我们社会科学领域，因为艾滋病被文化定义以后，就面临所有的艾滋病患者和健康的人，就不像一个单纯的医院里的或实验室里的人，他还是一个活生生的带有情感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是我们和医生看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把他作为情感的人，喜怒哀乐的人，有价值审美的人看，所以今天晚上的话题，我估计可能也是考虑到这种爱、婚姻、情感和面临这种病魔的问题，这个病魔又恰恰是对文化有挑战的，在中国人来说，确实是痛苦的一件事。
主持人：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很多媒体的报道，艾滋病人有结婚的，同您的社会学的角度，您觉得艾滋病人结婚是正面的意义多一些呢，还是负面的意义更多？
罗红光：看怎么说，如果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取决于他对这个病的理解和他自己面对这样问题的素质和心态，但是一般而言的话，如果谈希望和理想的话，那就是说，我们需要社会的理解，在一般意义上，我们认为是有益的，给艾滋病患者有爱，甚至婚姻意义上的爱，但是我们讲的爱和婚姻上的爱，有的朋友也曾经告诉我，这两个爱是不一样的，一般意义上的爱和婚姻里面的带有个人价值取向的这种爱不太一样，所以我也认为他说的对。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可能得有两个纬度，一个是从个人的，再一个是带有一般意义的，是不是有正面的效果，有什么负面的效果。但是我觉得，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只能设想一下，我要碰到这样的事，我可能是非常需要的，即使我没有能力面对这样的问题，在这时，我开始真正的关注到这样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让我和正常人不一样的，我的话语多了一些东西，于是我可能会在这方面更加积极的处理，就像一种知识一样的，中国人有一个特点，中国人看中医的时候，不像西医，只是说这个病到哪一个医院看就完了，他去看，自己有一个社群，他得了某种病，会问某个，我得这个病找谁合适，这时候，实际上就已经超出自我了，就获得很多的信息，中医也很有意思，他看病的时候不是看病灶本身，还要看你的所谓的生活，于是中医在看病的时候，还在看你的背景，你哪一地方不太注意了，你透支了，所以我设想，我自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可能会增加这方面的知识量，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会比较严肃、认真的面临这样的问题，当我认为安全了，有可能才会有婚姻的爱的境界，如果不安全的话，从我个人说，可能还有一定的困难，所以需要的是社会，不是个人能够解决的，需要社会来支持。
主持人：GuestKwSJbF ： 罗老师：您是人类学专家，我不知道人类学与艾滋病有什么关联?
罗红光：如果从学理上讲的话，倒没有直接的，人类学是研究人的所有行为和思维的，只要是人的行为，我们讲到准确的，只要是人为的事实，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因为人类学非常的庞大，有哲学人类学、法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还有医学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就和艾滋病发生关系了，因为艾滋病就像我们对健康的定义似的，因为文化群体的不同，他对健康的这种理解，对健康的界定不一样，比如说，中国人在饮食上会注意冷热，上火了，西医听不懂，但是中国人一听就知道，就是说，人们对健康和健康诸多的指标，中国人在他的生活习惯里是有的，而且是被文化定义的，所以病魔同样也是被文化定义的，所以人类学因为处理人的行为，而是一种文化的行为，所以人类学恰恰是处理艾滋病文化的、社会的这部分，剩下的工作，因为大家都有知识分工，有些就留给自然科学家处理的。但是有意思的，这个病不是一个纯粹的医学问题，他涉及到经济、涉及到社会，甚至涉及到政治，所以说人类学的参与，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作为学者，他自己有可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觉得应该参与这样的公共话语，我就说人类学家会对艾滋病这样具体的病会考虑到因地制宜，我们可以说巴西、泰国、中国，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效果都不一样，就是因为他们懂得社会的病还得社会来医的道理。
主持人：是不是艾滋病由于放在特定的环境中，肯定会受到大的文化背景的影响，而赋予了人为的色彩，我们只有研究清楚这些东西，才能为这个病的医疗治创造更好的环境。
罗红光：是的，所以呼吁各界人士有力出力，有才出才，有知识出知识。像非洲已经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了，所以大家都比较关注。
主持人：GuestpND55o ： 前阵子说一伴美丽的女教师和一位艾滋病人相爱了，请问艾滋病人还可以与正常人有正常的交往吗?我指的是与他们相爱?
罗红光：我认为应该有，但是也是因人而异，他们成既定事实了，我估计在走到相爱之前，肯定有一些思想斗争，如果有正面意义的，是不是也应该公布一下，让大家也学习一下。第二，我认为爱情是一个个人的选择，艾滋病仅仅是一个话题而已，即便不是一个艾滋病，哪怕是个罪犯也有可能的，爱的东西是很难用简单的道理来框定的，所以跟个人的想法是直接相关的，而且是至关重要，也是最为基本的。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个市长，她的丈夫被抓了，她仍然爱着他，就说明爱的东西不是简单的被社会左右的，我认为他们两个能走到一起，就是能够有爱情，能够持续的，除非中间有什么别的变故，正常的情况下，他们是有理由爱下去的。
主持人：爱情从社会学的意义角度上来如何界定呢？
罗红光：爱情确实是一个审美的结果，是一个价值取向，但是价值我们知道，他是反应在一个具体的人的身上，通过这种爱情来表达的，通过婚姻表达的，它是一个社会现象。同时爱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具体到个人，可能一类人喜欢，另一类人怎么也喜欢不起来，这可能跟艾滋病患者都没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爱很多是情趣上的一种东西，非常的非理性，我们讲的理性是科学主义的，就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大家都是一加一等于二，这就是理性的，科学的解释。还有一种是非理性，确实是一种情趣，就像人们喜欢这个人唱歌，喜欢这个人跳舞似的，自己的那个价值观决定了自己的情趣，但又不是纯粹的个人。像我曾经讨论科学家抽烟的问题，按理说，科学家的思维是理性的，明明知道抽烟是害人，但是还要抽烟。但是科学家又是一个生活正常的人，所以所谓他的个人生活，包括他的爱，就价值的选择，都表达了他自己的这种嗜好，所以人是生活在嗜好里的一个动物，这种嗜好是有文化有思想的动物，同时有的时候也因此而犯错误，所以，同时人又是犯错误的动物。
罗红光：我们讲当事人昏，第三人认为他陷进去了，但是当事者不认为，所以一个正常的社会，就可能活得像自己，就算昏了，也像自己。但是有时家长非常理性的考虑，你怎么生活呢？你找了一个艾滋病的患者当你的丈夫或妻子，那还得了，首先家长作为旁观者认为，就会阻挠这样的事，但是他不在其中的时候，就不太容易理解当事人情感的波动。.
主持人：GuestA8DrQ0 ： 如果一个人秀难找到伴侣，而在他孤寂的时候，如果一个艾滋病人正好给了他温暖，您说这两人什么相爱吗?
罗红光：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反着的，就是说，我们从关爱的角度说，是不是应该关注艾滋病患者，而不是艾滋病患者关爱我们。如果爱情只是所谓的功能上的问题的话，就不是真正的爱情了，只是为了性功能，因为他太寂寞了，一个艾滋病患者给了他性上的服务，他得到了满足，这个不是爱，这太功能了。
罗红光：我觉得双方是不是沟通一下，是不是因为你只是性寂寞了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把爱都集中在性行为上，好像太短路了，很多时候爱一个人的时候，甚至没有性生活也一样产生爱，甚至我们夸张的讲，一个心目中的偶像，但是没有可能见到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接触，但是还可能爱着他，这在现实中也是存在的，所以给这部分留出空间来，所以爱不是单纯的性，就是说，性行为不是爱的终结，他们俩是不是爱，我觉得他们俩应该继续发展发展，在性生活以外的地方看看，是不是真正的相爱，如果只是孤独的安慰，那个还少了点东西，至少爱是比较立体的，甚至还可以吵架。
主持人：GuestS0uKW2 ： 罗老师，您好!你有没有研究过同志问题?
罗红光：对不起，我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个概念，我没有研究过，但是，我们的同事有人研究，他们也在这里做过，我觉得找他们更合适。但是从广义上讲，世界对同性恋的关注也是比较热的，没有歧视，在这方面没有歧视他们，在中国是不是有，我估计可能中国有歧视，跟艾滋病的情况有点像。但是我认为，就像科学家抽烟，抽烟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毕竟害己又害人，就是说，再理性的人，也是生活在自己的情趣里的，他是一个文化人，你只要是一个人，就有文化，这跟学历没有关系的，只要是有思考的正常人，就有一种生活的文化，如果把这个文化剥离掉，就是一个动物人，或者是纯粹的理性认，那就不现实和不真实了，所以这种拖泥带水的，带有灵魂的，喜怒哀乐的人是大多数，而且是正常的，所以同性恋，有人研究是一种生物意义上的需求在起作用。
主持人：同志问题有可能是遗传的，也有可能受到早期生长环境的影响，具体是怎么样，我们也解释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对于同志问题，我们持的态度是，如果真的有同性恋，我们应该尊重他们，而不要进行过多的干涉。
罗红光：我有一个朋友，他研究没有父亲没有丈夫的社会，这是用法文写的，他就说，人的婚姻和家庭，婚姻是生物现象还是文化现象？他的结论是婚姻是个文化现象，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现象。他就研究没有丈夫没有父亲的社会，一个女儿国，这么一个社会，他想这个家庭成立的条件并非是婚姻，也并非是父系制度里说的以男人为主的婚姻，而且像那种单亲家庭，也是家庭，而且像同性恋，中国可能没有这样的案例，但是同性恋可以领结婚证，当然我们迟早也要面临这样的问题。一个男人准备养一个养子，也是两个男人组成了家庭，家庭的形式，因为搞人类学见得多了，在我们的阅读里确实是千奇百怪，这就是大千世界，都有它的文化基础的。
主持人：GuestS0uKW2 ： 为什么现在在大学校园里面，一些优秀的男生会选择同性相恋，这是为什么?是追求时髦吗?
罗红光：这个问题没有研究，确实不好说。大学校园是这样的情况吗？为什么不是女生呢？这么多男生是这样的，优秀的女生不这样做吗？没有研究，确实不太好说。我也说不清楚。但是同性恋里，很多都是有身份的人，可能我们不能用世俗的眼光，问题是我们的知识不具备理解异己的知识体系，所以我们的知识可能也有点问题。我们拥有的西方背景的科学主义精神的知识，但是看到原著民的知识，我们传统上认为是落后愚昧，但是人类学出现以后，认为不是的，就是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体系，只是因为你的知识把你的眼睛障住了，这是我们发达人的问题。同样，大学生中优秀的学生会有这样的，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知识上的障碍，导致对你们的不理解，所以我们应该努力。
罗红光：原来我们过于的强调这种所谓科学的、所谓正当的、健康的东西，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下中医的时候，就会发现中国人所谓健康的定义，和西方人不一样，这时你就会比较心平气和的面对更加不同的所谓健康的、正常的概念了。
主持人：我把我们直播的话题预告一下，星期一是女性话题，星期二是性病话题，星期三是男科话题，星期四是情感话题，星期五是女性话题，星期六是青少年的话题，星期天是艾滋病有关的话题。
主持人：GuestzZvCY3 ： 怎么控制艾滋病的蔓延阿？前几天听中日医院的一个朋友说：去年在门诊就筛查出八十多艾滋病人，太可怕了
罗红光：我们跟世界是接轨的，而且是同步的，尤其美国和中国的合作密度是相当高的，唯一一个难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家推测84万这样的数字，这个数字多少年不变，实际也是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数字几年了仍然是84万，对他们这个统计我表示怀疑。实际上性行为这块很难控制，吸毒现在做了很多的措施，虽然那个也很难控制，但是毕竟还是做了很多的努力，性这个行为，是直接涉及到更多的普通人，比如说性工作者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知道，但是参与性行为的、其他的人，这是很难做量化的测算，我们只能说3%的感染率，类似这样的，我觉得太理论了，实际上可能要远远高于，我们现在担心的并不是医学本身，唯一最可怕的，而且可能一旦爆发，这个就很难控制了，所以我们呼吁社会力量，也是阻止这种社会的爆发，我们现在说的3%也好，84万也好，可能也是理论测算出来的。
罗红光：现在大家都想很多的措施，比较常见的措施就是发避孕套，但是最简捷的办法就是发避孕套，但是和中国的法律法规又是冲突的。这跟吸毒是一样的问题，吸毒毕竟人群比较窄，大多数的健康人跟毒还是比较远，但是性就很难控制了。
主持人：GuestcjHuT5 ： 请问为什么总听说同性恋人更容易感染艾滋病，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不是一个伴侣吗?
罗红光：同性恋患者，就是毛细血管破了，还是血液上的问题。
主持人：普通人的爱情和艾滋病人的爱情有什么不一样呢？
罗红光：我觉得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同的，它的性质实际上还是一样的，唯独是有一个特殊的病，导致周围的眼光对他的解释发生了变化，因为爱情刚才讲了，是一个非常个人的情绪化的东西，甚至是两者之间的事，可是在艾滋病出现以后，两者之间的情感就会在一个大的所谓的批评空间，就是话语环境里，你可能才有一个良性的延续，有的人经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就不公开了，如果周围的环境不是这样的，就希望公开他的爱情。就是他们之间的爱情和正常人的爱情性质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周围人对他们的解释不一样的时候，就可能不会过正常的婚姻生活，可能处处要以一种自我防卫，还有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在这方面的付出要比正常人多一些。话说回来，也是需要社会真正的好起来，才可能有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
主持人：您认为对艾滋病人的结婚和不理解，意味着什么呢？
罗红光：我认为还是来自于对艾滋病认识上的差异，我认为，比如说分成两个看，如果我们不是当事人的时候，可能说话就比较轻松一点，好像是没有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所以说话牙不疼，但是如果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可能就不是那样了，所以，他得首先要面临很多这样的问题，如果心理素质、经验多一些的人，可能能承受这样的东西，相反要不就逃之夭夭，这也是我们比较难发现，难控制的一个缺口，不是他们自己有问题逃，而是这个社会压迫他们，迫使他们藏起来逃避。所以我们多接触一些这样的人，我自己的研究将来肯定也会直接面对这样的人，所以我想，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事加深理解，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的艾滋病，我举个例子，像巴西，他们在全世界做得比较好，就是因为政府直接干预，当然中国政府也是这样，就是直接从社会福利的角度面对艾滋病。泰国很有意思，用的也是社会公众对它的理解，最开始，大多数泰国人对艾滋病患者是不理解的，他们跟中国人也一样，觉得是不干净，澳大利亚一个牧师就到泰国去，很直接的一个行为就是要发避孕套，在泰国发的时候，就到了寺庙去，他盯准了寺庙，因为泰国人有一个文化习俗，成人的过程中，一定要修行，这个人虽然不是人类学家，但是他盯住文化这部分，于是就到寺庙里去，跟寺庙里的这些人说，你们不是经常接触到外面所谓的世俗人，艾滋病实际上是一个恶魔，通过你们的手发了避孕套以后，这个病就可以阻断了，庙里的这些人一看这怎么行呢？这简直是对我们的玷污，神圣的地方发避孕套，觉得问题很大。泰国人修行的时候要到街上领布施，这时候正常人都会行善，他就说，也有可能提高和世俗接触的过程中，这个病就可以进来，也会侵袭到你们神圣的地方，这时他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他们主动开始发避孕套，所以泰国是利用文化的渠道来解决文化的问题，他通过这种方式，人们理解了这个，于是就得到了一个控制。他们泰国在全世界算是做得不错的，巴西也不错，你可以看这两个采取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政府行为，一个是文化宗教的行为，我相信中国也能够找出一个社会的理解，这个渠道可能还亟待研究，不是单纯的科学话语来解释这件事。
主持人：中国是不是这种途径很难找？
罗红光：我们先不说输血那块，中国人的性行为习惯是不戴避孕套，这是很麻烦的事，这也是文化，他认为戴了以后，就会失去很多的愉快，在中国人的性行为，无论是婚前性行为，还是婚后性行为，这也是中国人的软肋，尤其是跟陌生人，而且在结婚之前那种性行为，也是这样的，所以无形中造成很大的一个缺口。
主持人：Guest6uwOrN ： 请问现在同性恋者人数在国内多吗?他们一般会不会公开自己的身份呢?
罗红光：在中国公开是有一定难度的，是有同性恋俱乐部，在北京也有，但是我没有研究，不能说很多，只是听同事道听途说，确实是有的。
主持人：我看到一本杂志上说同性恋，拿北京来说，不可能公开的接受他们，他们通常会有一些固定的场所，公开身份的也有，我也接触过。
主持人：GuestQwiKiW ： 请问双性恋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这种人可以同时即爱男人又可以爱女人?
罗红光：比如说做了变性手术，这种人可能具备两种生理特征，不只是形态上的，甚至是审美，都可能具备双性，我也见过，好像又有女性特征，又有男性特征。他本来是男人，但是做的变性手术变成女人了，但是仍然找一个爱人，这个爱人是男的，双方也很喜欢。这个我觉得取决于他的性功能。
罗红光：我自己身边的例子，我有一个很好的德国朋友，当时我留学的时候就认识他，很男性的一个德国人，后来我听说他是同性恋者，我觉得他好像不可能。我可能有点误解，我是觉得，可能人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虽然是男孩，但是女性的东西也在他的日常生活里，从小到大熏陶出来了，虽然是男性，但是有女性的性格，可能会爱女的，也爱男的，平时我们只是对异性产生兴趣，是因为心理的问题，如果对同性感兴趣，可能是文化，他可能具备了两种心理素质，我们讲的文化最后可以身体化，变成了一个嗜好，这个嗜好可以身体化的，最后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了，这时可能就会出现双性的嗜好。
主持人：Guestujr5Ai ： 我觉得现在中国非常重视艾滋病这一病情，我看到近期两会央视一直做了很有关艾滋病的节目，目前在中国，艾滋病人的生存境况如何，现在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又是如何?
罗红光：最近几年，从中央政府到省政府都开始重视了，现在基本上要遮掩的省政府基本上是没有了，现在都直接面对艾滋病，这个是很好的现象。央视和一些地方上的卫视都重视这个节目，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我觉得舆论的关怀，对大家的导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一个文化问题，所以在舆论的导向里，不要单纯的用科学的话语，或者用传统的好与坏来讨论它，比如说大夫的医德里有一个，敌人的伤病员也认为是我的病人，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宽广的胸怀面对，这样才能真正的控制艾滋病。你打压、遮掩，艾滋病只能是蔓延，我觉得道理已经比较清楚了。问题是现在怎么做，我认为，政府、舆论都有了，唯一需要的是一个社会，可是我们的社会还不是特别发达的一个社会，这个搞社会学的专家听了会有疑问，明确讲，中国是有国家，有政府，而且还有能够表达价值的市场，但是表达我审美的空间，这个叫社会，这部分在中国是疲软的，这部分舆论也好，政府也好，应该想办法培植这样的社会。另外NGO是一个很好的力量，怎么样把这个力量变成具有社会培植能力的群体。一个简单的例子，把药饼发下去了，药物很多，老百姓不识字，也不知道怎么吃，怎么用，你让政府再做事就做不了，就需要志愿者帮助老百姓，帮助他们吃这个药，而不只是发下去了。
罗红光：现在同伴教育是非常好的，也是国外的经验，但是中国也可以采取一些中国的方式，需要专家来做一些研究，适合中国人的这种，同伴教育是一个，但是还不够。还有一个，确实我们社会在缺失，虽然有很多NGO群体在做，但是整个大的社会，我觉得还是需要激活它。
罗红光：艾滋病人的生存近况，像吸毒采取的办法，就是给他发针管，在限定的范围里要处理，这是比较积极的处理方式，公安系统在这个地方就要积极的配合。这个也是经过相当大的努力，通过这种方式，艾滋病患者就可以走到面上来，这是一种处境，比较公开的。还有一种，因为是吸毒者，是放在戒毒所里，这也是一种处理的方式。当然吸毒听他们专家讲，中国CTC方面，还是能控制的，母婴传播呢也能控制，他们就说，医学能够处理的，唯一不太好控制的就是社会那部分，因为社会对他们缺乏一定理解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处于水下的活动，虽然发避孕套这方面也在做，但是还有很多不公开的身份，所以仍然有这种隐患在里面，你可以想象，他不公开自己是一个患者的时候，就得不到相应的治疗，就有潜在的危险。如果爆发到社会上的时候，我们就怕这样，这时的行为干预就不是纯医学的干预了，怎么样让这些人得到公正的待遇，我觉得是正在研究的，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案让他们真的出来。
罗红光：我们来84万来说，90%是看不见的，在美国，90%是公开的，你可以通过那个数字看看，中国的社会是不是一个疲软的。他们的处境基本上就在看不见的层面上。但是每个人可以不一样，每一个感染的群体有自己的感染渠道和特征，但是一般而言，他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因为他藏起来了。社会对他们不理解了，他们肯定是越来越隐秘了。
主持人：我觉得随着这几年的宣传力度的加大，人们对艾滋病也有了一些了解？
罗红光：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艾滋病的宣传，发避孕套我们也可以看到了，甚至听说在大学里也有发的，虽然有议论，也算是社会的一个关怀。怎么样能进入每一个家庭，可能更重要的是让每一个家庭理解这样的事，而不是单位、团体，我觉得治家安邦，你这个家，如果要是有一个很规范的东西，国家就比较稳定了。艾滋病也是，应该从每一个家庭，家庭有义务、有责任，有伦理，如果把功夫都放在家庭里，可能效果会好起来，于是社会也就出来了，我们如果只是呼吁，我们小时候常听的大话式的口号，那样是没有效果的。
罗红光：把健康人的愿望如果能够变成一个行动，而不是疏远的一种行动，怎么样能够把这种愿望变成一种社会行动，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科学家应该面对的，而且应该做的事情。
主持人：GuestB4YQm5 ： 请问在国内同性恋是女性多还是男性多?为什么有的人会选择与同性相恋?
罗红光：我在这方面确实没有研究，只是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很难发表我个人的看法。
主持人：如果一旦知道了自己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得了艾滋病，您认为另外一方，仍然还健康的一方，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呢？
罗红光：肯定听到这样的事，肯定会惊心动魄。如果从建议的角度讲，我认为，还是采取一些医学的手段，先把这种传播上的问题处理了，然后再考虑双方，看怎么样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觉得，理论上讲，我觉得是能够超越的，如果两个人的感情经得住考验的话，或者是双方的心理素质都比较坚强的话，我认为艾滋病也能够战胜，从心理上可以超越它。通过这件事，也可以表达出一种让爱情往前推，爱情还可以发展，但是如果心理素质比较差一些的，这还不是理解的问题，心理素质比较差了，就可能经受不住打击，这也是正常的，这时希望专家学者、心理学家和社会如果有一个好的关怀，这样的心理素质比较弱的人，他也能够克服这样的困难，我是这样想的。
主持人：如果自己的朋友得了艾滋病，可能会觉得他对我不忠，您觉得怎么样克服这样的心理障碍呢？
罗红光：归根到底还是挑战他的心理素质，他的经验、阅历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里面的文化问题，可能影响也很大，开始衡量我和他之间的信赖问题。可能艾滋病会让你直接面临这样的挑战，实际上在日常生活里，虽然程度不同，都会在生活摩擦里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关于性爱危机的东西，我认为，还是正面的、不要消沉，这只是一个呼吁，就是希望你们不要消沉，能够积极的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多找一些专家学者，还有周围有这样理解的同伴，能够给你这样的理解和关怀，这样的话，会帮助题渡过这样的难关，但是中国人，首先面临的是信赖的问题。甚至可能因为输血造成的，他都宁愿理解成不忠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已经被文化定义了，这个病很可怕就是这样，我们平时说文化，总是以为文化很可爱，实际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有极强的破坏力，对“异己”的极度的排外。
主持人：我觉得如果最终选择离开了得了艾滋病的爱人，但是最起码应该不要给他增加太多的压力。
主持人：GuestOsvLuh ： 现在中国艾滋病人有多少呢？
罗红光：还是刚才说的问题，连续三年了，也是大家表示不信任的，仍然是84万的说法，连我们自己都觉得有问题。这个也不全是科学家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性生活是处于水下状态，于是数字也很难准确的表达出来。目前84万的数字怎么出来的呢，就是按照流行病学推算出来的数字，是按照3%的感染率推算出来的，可是在中国，大家也知道非常复杂，改革以后出现了很多的性病，非常高的速度在蔓延，当然艾滋病很难用统计学的办法来处理这样的数字，这是一个难点，我觉得政府和科学家应该首先明白究竟是多少，也应该呼吁政府和专家能够真正的把这样的数字想办法统计出来。只要以正常的心态公开的话，艾滋病才能控制，一旦蔓延到社会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了。
罗红光：我有一个同行，是人民大学的教授，他是研究性生活的，他的研究对象直接就是性工作者，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做过，但是当地的公安机关不是很好的配合，这个研究本来是很好的，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个教授也理解成坏蛋，我觉得怎么那么简单的看这个问题，希望公安系统真的能够配合学者做这样的研究，这样才能给你们减少负担。
罗红光：他的研究生是女生也带去了，他的研究生好几个，也是从一个普通的女孩，变成能够正常的面对性工作者，这种活动如果大家都能够给以关怀和理解的话，我们就更加接近和关怀患者了，现在普通人和患者之间有一层隔膜，似见非见，话语说的是关怀，但是在行动上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没有任何一些具体的措施。如果在家庭里采取一些什么办法，在宾馆里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我估计应该有很多的办法，但是我认为家庭很重要，这是中国文化的根，在家庭上下点功夫的话，可能会对所谓的信赖危机，还有一些异常的传播途径，都会有一些有益的传播效果。古人和聪明，治国是先治家的。
罗红光：现在中学的性教育已经开始有性教育这样的内容了，可是在农村，我就发现他们的性教育不是特别的彻底。我们的教育不仅是教知识的，还要育人，也要教人，我们现在这个教育，总是新科举，就是那种精英教育，永远是培养少数尖子，让大多数人给少数人做铺垫，但是育人这部分也不是简单的德育教育，所谓的素质教育，比如说对话能力、社会的适应能力等等有诸多的方面，克服这种心理障碍的能力等等，我们素质教育应该是比较综合的教育，其中也包括健康的一些东西，我们的教育总是数学、英语，弄得特别的狭义，我觉得这样的人出来是有问题的，不一定好。
主持人：GuestfKY1Ej ： 与小姐有过一次高危，没带套，请问有可能被传染上妈？可能兴又多大？
罗红光：确实是有可能，因为粘膜是传染的，也可能毛细血管会出现破裂，肉眼看不见，也就容易传染，不戴套的传染几率是比较高的，如果对方是患者的话，就很有可能的。一般情况下，最好是检查一下，这样你也就放心了，是的话，赶紧采取措施，不会影响到别人。
主持人：GuestHAkp6J ： 小姐也不一定都是艾滋病啊？听说男的传给女的要比女的传给男的几率大得多！所以你应该没事
罗红光：我们通常的理解，女性好像是罪魁祸首，但是研究结果表明，认为是男性很危险的，男性起到媒介的作用，比如说男性同时有好几个伴的时候，就会出现传染几率非常高的现象。当然，像小姐不一定是，我们也不一定是，类似这样的问题都成立，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不一定是艾滋病感染者。
主持人：GuestBbW0R6 ： 请问人类学是研究什么的？于艾滋病有什么关系？、
罗红光：人类学就是研究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逻辑，还有研究人为的事实，这样的学问。早期的比如说社会进化论，人是怎么来的，怎么去的，人类学家做了很多的研究。到了后来，人类学发展的多样化了，不是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去，所以说人类学的研究就是研究各个文化群体，我们说的文化不是说你的学历文化，是你生活中的逻辑和你的思维方式，也不是简单的吃什么、穿什么，唱什么歌，那个虽然是文化，但是物化的、静态的文化。比如说，人们的习俗，类似这样的，就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围，也可以是生产的方式、消费的方式，这都是和习俗有关系的，和艾滋病什么关系呢？就是艾滋病从医学本身和人类学来讲，是由自然科学家处理，人类学和艾滋病之间的关系，就是艾滋病作为一个病魔出现的时候，人们是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病魔的，中国人是一种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样的病，所以人类学就专门研究这样的东西，就是病和社会，病和文化，病和价值观念，病和健康观念之间的关系。如果稍微讲开一点，像医学人类学就不只是研究具体的病，这个病可能是一个切入口，在人类学的眼光里，虽然是兀术，但是一种行为，也可以安置一方人，类似这样的。像非洲，我们在农村也仍然可以见到，还有我们的中医，我们也可以说它不是纯粹的科学，但是中医里有一套宇宙观念，有一套它的哲学，这是医学人类学要面对的问题，他处理医学的时候，不是作为生物学那种意义上的，也跟解剖学没有关系，只是研究为什么中医能产生这样的思维，怎么样面对这样的病。比如说头上有病，脚上治，西医绝对不会这样想，但是人类学研究，它有一套哲学一套逻辑在里面。
主持人：GuestfvSeFh ： 请问人类学老师：人类为什么有妓女呀？在中国能不能成为合法职业？这个问题好，我觉得把性服务合法化对艾滋病的控制肯定有好处，就不知道行不行？
罗红光：如果广义的讲，当然有合法的，但是在中国来讲，我们说法都是从罗马法来的，但是法律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中国的道德伦理，拿艾滋病说的话，确实有冲突，于是法律对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的时候，在西方，性工作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单纯的职业，是一种做人的方式了，变成了对待生活的态度，对他来说是很正常的。甚至西方的吸毒，都是这样处理的，给他有一个法律的空间，你只要不伤及别人，就认为是你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在法的问题上解释的比我们要宽，但是像刚才讲的，任何一个法律都是建立在道德基础说的，于是就会出现法和法之间的冲突，在那面不犯法，在这面是犯法的。在中国，还没有一个法律说性工作变成一个正常的职业。我们心平气和的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和我实际上都是在出卖身体的一部分，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是模特，她就是一个专门做手的模特，她长的很一般，但是手确实很漂亮。她成天就戴着一个长的白手套，也不做饭，客观上讲，她是出卖自己的手来获得价值，而且社会也承受她这个手的价值，科学家可能出卖他的大脑，他的知识也可以量化，也可以作为知识商品来实现价值，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存的方式，里面有一个价值，他认为我的价值可能就是说话，像说相声的，要离开那个的话，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职业化。在中国因为这部分，也是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造成的，刚才我说的治家安邦，家如果乱了，天下也乱了，所以中国人传统上家是靠伦理把大家凝聚的，同时也把大家拴住了，在性行为上不像西方人那么自由，我们实际上抛开封建社会，中国人的习惯就是这么过来的，现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仍然还保留着这个习惯，你不能不道德，你不能没有责任，这个仍然在持续，社会制度虽然有变化，但是在文化的传承上仍然还在持续着，所以在中国很难职业化，可能跟自己的传统有关系，我们也不能简单的说意大利可以让吸毒人吸毒，中国人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我觉得可能也太简单，可能要对中国的具体环境研究之后，出台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一些行为，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简单的模仿可能不太好。
罗红光：理论上，把性工作合法化对艾滋病控制有好处。作为一种职业的时候，就可以明确了，刚才说的数字也一样，我们说的数字太模糊了，因为有一批人在水下了，也没有办法，于是也是蔓延的客观原因，这个道理是明白的。目前我们去的办法就是发避孕套，因为医学的道理也是很简明的，只要是合理的使用避孕套的话，实际上就阻断了，中国人又不使这个，再加上法律上的解释和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解释有冲突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如果从一个问题看确实没有错，而且也合乎道理，怎么样浮出水面，肯定有一个过程。现在我们是走多发避孕套的地步。我想，在中国合法化至少有一个过程，中国人是非理性的看问题，他用情感来处理。
主持人：如果一旦知道了自己是艾滋病，这时应该怎么样面对双方的感情呢？
罗红光：我觉得作为患者，直接告诉对方是明智的做法，让对方采取措施，如果爱情没有受到颠覆的话，我认为马上可以采取措施，使用一些有效的措施来阻断，当然如果一旦发现的话，我估计可能双方都已经危险了，我觉得，作为丈夫或妻子也去检查一下，如果要不是，当然是万幸，这样也可以保持原来的生活。
主持人：我想当时的心情，不仅要面对这个病，如果告诉我的爱人，可能就会失掉一切。
罗红光：还是取决于双方，怎么样面对自己心理上的障碍，如果社会仍然是冰冷的，没有理解的社会，这就是社会缺失的状况，他没有非常强的心理素质的话，是很难面对的。所以单从家庭说，可能还不是特别好说，一方面社会，一方面家庭，如果小范围的说爱心家园类似这样的空间，可以到那里进行类似的咨询，作为没有被传染的一方也应该主动的协助他，我们只是作为旁观者，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可能不太好，但是我觉得，也是能够让对方进入行为干预的层面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我想不应该放弃对方，毕竟夫妻有过一段感情，我觉得放弃这种做法自己就缺乏一种健康的心态。从根上讲，还是大的环境问题，迫使人们去隐秘自己。
主持人：如果面对周围亲戚朋友的干涉应该怎么办呢？
罗红光：如果自己能够面对的话也能够克服，我觉得只能是劝，但是确实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说有的孩子就怕他的舅舅，一句话就说通了，只能是劝，从正面的劝，即便你的亲朋好友给你的压力，我觉得还是应该面对他，你们俩是伴，没有被感染的如果都放弃了他，患者的精神压力就更大，就更不能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可以举个早期的例子，留学回来的两个人，男的先发现了，女的就逼着他去查，大夫开始也怀疑这位女士了，作为医学上，肯定要联想到这些，就查她，一查都是，很悲惨。这种情况是告诉她好呢，还是不告诉她，如果告诉她，这个女的精神也就垮了，就不会敦促这个男的治疗，如果不告诉了，她仍然会很坚强的让自己的丈夫到医院定期的做一些治疗，医生也面临这样两难的问题，何况我们普通的人，我认为，是不是能够采取一些积极的办法，我们是不是能积极的面对，比消极的更好。
主持人：您觉得媒体如何引导大众来看待艾滋病人的婚姻呢？比如说在吉林或其他的地方有艾滋病的感染者结婚了，人们的看法大概是两种，一种是支持，一种是反对，反对的觉得这样会导致艾滋病的传染扩大，支持的一方说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有结婚的权利，这样的情况下，媒体应该怎么样引导大众呢？
罗红光：我认为，还是从正面的好一些，你可以想象，艾滋病患者不管怎么说，在道德和社会压力下是弱者，我认为采取婚姻的方式，实际上也是一种行为干预，虽然不是医学的，但是社会的行为干预的一种方式，就像性工作者一样，这个地方完全可以积极的采取一些措施，如果有这样的人，确实爱上一个艾滋病患者，同时可以采取一些阻断的话，没有理由拒绝他们的爱情，我觉得社会也好，媒体也好，没有理由去拒绝，所以从正面报道还是比较好。因为蔓延艾滋病的说法，如果说性工作者有可能，那确实是在蔓延，但是作为一种家庭生活，实际上他是一个封闭的，作为行为干预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他要生孩子，这时母婴的问题又出来了，母婴的问题这时是采取一些措施，三个月以内，可以通过医学的手段控制住的，所以说，要客观上顺着他们爱情走的行为干预，而不是干脆就放开了，那种结婚是走到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这样是比较好控制的。
主持人：实际上他们的结婚，对于他们艾滋病的治疗还是有帮助的。
罗红光：我认为有帮助，比放开了可能要好，如果他俩是有爱情的，不是说就鼓励他们结婚，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人，客观上有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是有的，我觉得应该正面对待，顺其自然，这也是他们的选择。
主持人：各位网友，今天晚上的直播节目就结束了，我把直播的话题预告一下，星期一是女性话题，星期二是性病话题，星期三是男科话题，星期四是情感话题，星期五是女性话题，星期六是青少年的话题，星期天是艾滋病有关的话题。各位网友，朋友们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