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写过一个《十八岁的哥哥在城里》的中篇小说，发表在2003年的《特区文学》上，那篇小说中余有水的原形就是我自己。在那篇小说中我写了一九九七年我从部队退伍后来北京找工作的经历。当然，那时候我已经是二十二岁了，不是十八岁。我十八岁的时候也来过一次北京，那时我初中毕业，家乡发大水，我们那房子和庄家都淹了，我在家里呆不下去，去了北京。结果来到北京以后才发现，北京大太了，大得令我心虚气短。我在一个亲戚家住下来，想找个工作，可是一个初中毕业生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后来我还是决定回家去上学，结果上学没上成，去了部队。三年后退伍回来，我又面临着人生的选择。照我家里的想法，给我说个媳妇，一辈子就在泥土地上混了，但是我不想那样过，我又一次来到了北京。

　　由于我一直喜欢文学，也看了许多书，一心想进个文化单位，我没有找工作的经验，看到职业介绍所的招聘栏里有招编辑这一条信息，我痛快地交了一百二十元钱。职介中心的工作人员给了我地址，那地址也没个联系电话。我搭车去那地方一看，原来是个洗车场。回去以后，我留心观察了一下，发现那个职介中心是骗人的地方，他们利用人求职心切的心理，故意抛出诱人的就业信息，让人上当。我心里非常气恼，但是人家人多势众，我也没有办法。我让他们退钱，人家好不容易骗了一个人，吞下去的肉怎肯再吐出来，结果闹得差点打起来。从部队退伍回来，我又高有壮，要是换了别人，职介中心的人说不定早就把人给打了，我就亲眼看到过一个个头小想退钱的人被他们打了。后来他们答应我再帮我找，还请我吃了一顿盒饭。闹也没有用，我就留心观察前来交钱找工作的人，那些人都是急于找工作的，结果大部分是上当受骗，我看着他们受骗，心里很难受。职介中心的一个小青年叫李东风，他告诉我，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不理解也不赞同，但是他说，他当初也是被骗了，后来再加入了骗人的行列，做着骗人的事儿，为的是有口饭吃。我们聊得不错，晚上我还去他住处住了一夜，因为那时候我身上带的钱也不多了，住招待所还得花钱。没想到第二天李东风告诉我，有一个种花的工作，问我干不干。那时候我不再幻想当编辑，进文化单位，只要有个工作的地方，有口饭吃我就求之不得了。

　　当天下午，我和一帮子民工就上了一辆卡车。那天天气阴沉，我和十多名民工集在一辆车上，心情复杂。后来天下雨了，我们都被雨淋湿了，天也很冷，车上还有个女民工，带着个孩子，他的男人用身子护着自己的孩子，可是雨越下越大，我看不过，就拍着车篷让司机停车。没想到司机和老板脾气非常暴躁，他们问清了情况以后怪我多管闲事，让我下车。天上下着雨，我也不知车开到了哪里，便不愿下车。车上的人也都为我说情，这样车才继续开走了。我们在雨中被淋了有两个钟头，工地到了。十几个民工穿进一间平房， 因为天冷，行李也都淋湿了，我们生起了火，房子里烟得呛人，十几个人围着一个火堆，都想沾点热气暖暖身子，我被挤到圈外。不是我挤不过他们，是我不想跟他们集。我那时候想了许多，晚上时候我还拿出笔记本来记下我的感受，我觉着作为农民工真不容易，我不想做那样的农民工，我要向更高层次发展。

　　第二天天放晴了， 老板收走了我们的证件，借口是为我们办暂住证，实际上是怕我们跑了，想控制我们。我板个子不高，一脸横肉，看上去就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他给我们安排好活儿，让早到的民工带我们拿到了工具，去工地了。我们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刚刚施完工的新楼，我们的工作就是把那些变硬了的地面用十字镐刨松了，然后再用铁笆子把泥块弄碎，在上面种上花草。活儿不算太重，但是由于昨天淋了雨，不少人感冒了，身体发虚，四肢无力。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后来我感觉支撑不下去，就给工头请了个假回去睡觉了。和我同来的几个民工，有的劝我再坚持一下，我也没有听。回去钻到潮湿的被子里没我久就睡着了，正睡着呢，感觉身上一痛，原来是老板踢了我一脚，他粗暴地骂道，他妈的我拉你来是让你睡觉的啊，出去给老子干活去，没看到还没到下班时间吗？我觉着老板太不像话了，明知给他说道理没有用，我还是说，我感冒了。老板说，感冒算个屁，要想在我这儿干，甭废话，出去干活去。想一想人在屋檐下，该低头的时候得低头，我没再说什么，就走出去了。但是我心里很难过，我觉着自己和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民工在一起，也变得没有了自尊和人格。而我自己之所以和他们在一起受这气，干这种活，是因为我没有足够能力改变我的命运。要想改变我的命运我还得走另一条路，也许那时我就有了想再回去上学的打算。

　　晚上下班时都七点多了，和我们同来的那个妇女已经给我们做好了饭，白面馒头和一锅炖白菜，汤多菜少，民工们个个都吃得香甜，只有我拿着馒头难以下咽。吃过饭，民工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有的开始打牌，一个个都很乐观的样子，我在他们中简直就成了个另类。我感觉老板是那样一个粗暴的人，怕我们干了活到时候不给工钱，我就给一个年龄大点的商量，问他用不用给老板签个合同。他说不需要，别说老板不给签，就是签了合同也没有用，人家要是想不给钱，拍拍屁股走人咱们也不知道却那儿找人家去。我说，哪咱们就任人宰割听天由命了？他说，事实上也就是这么回事，来北京打工的那么多人，有个工作做，有口饭吃，有挣到钱的希望就不算错了。有的人发烧发得厉害，我提议熬一锅姜汤，那个妇女给我们熬了，我闭着气喝了一大碗，穿到被子里出了一身汗，第二天感觉好多了。

　　第二天去工作，老板看着我们干活，看着我不顺眼就骂我说，你他妈的还是个穷当兵的，干活怎么那样熊样啊，像个没干过活的人。当着那么多人，我面子上感到难堪，又听老板骂我是个穷当兵的，我就火了。在部队里我一九九五年全连军事比武拿过第一，获得过优秀士兵称号，没想到落到这步田地还被人骂来骂去。我说，你给我文明一点，怎么随便骂人呢？老板没有想到我会顶撞他，他说，你他妈就是个穷当兵，你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啊，跟着我干活就得听我使唤，不想干了他妈的给我滚蛋。我给老板要我的退伍证，老板不仅不给，还要动手打人。我个子大，准备还手的时候他嗖地一声从腰里拔出了一把明光光的刀子。在部队的时候我们练习过刺杀格斗，因此我并不怕。老板以为我会怕，他没有想到我弯腰摸起一把铁锹说，你他妈的不想活了就过来，聪明的话就把刀子收回去！那时候我真是想一铁锹把他给砍了。后来老板被我镇住了，在别人的劝说下他才骂骂咧咧地走了。事后一想，我自己都有点儿后怕，要是我真的一铁锹砍过去，说不定我就把他给砍死了，砍死了人，虽然是个人碴，但我仍然逃不过法律的治裁，要是那样，我的理想，我的追求就什么都成空了。

　　我问与我同来的几个人要不要跟我回去，他们有的留了下来，有的跟我回去了。回到职介中心，讲了我们的经历，职介中心的人答应给我们要回身份证，但是要我们等。我在北京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当时我就想着回去再读书，我觉着只有读书，只有进入一个相对文明的层次才适合自己发展和生活，因为我的心那时候已经很高，如果在一个相对低层次的地方生活，我可能会出问题。回到家里，我让家里帮我贷款上了自费大学，在大学里我看了许多书籍，本来我不近视，可后来因为在被窝里打着电筒看书看近视了。大学毕业以后，我终于实现了当编辑记者的想法，业余的时候我还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小说也一篇一篇地发出来了。每当我回想起自己的一九九七年，我觉着那是我青春命运中最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那一年发生的事，是影响我一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