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对某一文化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功能的强调，很有可能导致牺牲个人的利益或兴趣。因为发挥功能需要合作，而“合作是牺牲私人的兴趣及倾向而服从一共同目的，于是发生了社会的强制。共同生活又常会引起种种试探，尤其是性欲冲动，因此，禁例、抑制以及命令式的规则，便成了在文化中共同生活所不能免的结果。”(马林诺夫斯基，2002：49)

　　在人类史上几乎所有的极权社会、极权时期，都存在着对性欲的高度压抑。以纯粹功能主义的视角观察，这同样具有其功能上的合理性。因为自由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性，私人生活的自由必然扩展为社会生活的自由，而这是与极权、独裁统治不相容的。对社会成员性观念、性行为的压抑，必将使其被压抑的心理能量另寻释放的空间，而这可能会导致一种全民族的非理性狂热，如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而这又可能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推行其专制路线的社会支持力。这同样是一种功能的实现。

　　对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而言，能够发挥良性功能的，将是自由而开放的性爱与婚姻。因为这意味着对个性的充分尊重，而这正与现代社会发展、进步所需要的每个社会成员个性的充分发展、自我的充分实现相契合。 --2003年2月

　　参考文献

　　马林诺夫斯基，1986：《两性社会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98：《神圣的性生活》，知识出版社

　　――，2002a：《文化论》，华夏出版社

　　――，2002b：《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

　　文森特-帕里罗等，2002：《当代社会问题》，华夏出版社

　　夏建中，1997：《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此文首发于<现代人文评论>(香港)2004年第1期)

[上一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