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细分析，不难看出，位育思想具有很强的中庸性。事实上，潘光旦同样是这样来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的。他说，“我们心目中的性，始终是一种现象、一个事实，从来既没有把它捧上三十三重天，也没有把它推下十八层地狱。我们应付性生活的原则，始终是一个‘节’字，一面固然反对纵欲，一面却也从没有主张过禁欲。淫字的原意之一便是‘溢出’、‘过甚’、‘失当’……两性之间的关系，自然也不例外，所以‘不能以礼化’(《诗序》)的结合，便叫做‘淫奔’，所谓礼，所指也就是分寸与节制的原则。……穷其极，也不过志在劝人安于婚姻生活罢了。至于根本以性为秽恶，以性行为为罪过的态度，终究是没有。”

　　有学者指出：“潘先生反对极端主义。他服膺孔子的中庸之道。中庸是我国哲学思想的重要概念。孔子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万物育焉。’”

　　一次，潘光旦举例说，假若张三爱上了李四的妻子，“张三要是真懂得情理的话，就应当自己节制自己，他尽可以增加他敬爱李四妻子的程度，提高他和他们的友谊关系，而不再作‘非分’之想，那‘非分’的‘分’就是‘分寸’的‘分’，这就叫做‘止乎礼义’。” [6]这里，潘光旦强调的仍然是一个“度”。

　　这位具中庸精神的学者，虽然他留学西洋回来，接受并为国人引进了许多新的性文化，他表现出来的性学思想，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中庸的。

　　潘光旦多次对同时代的另一位性学家张竞生提出批评，后者在当时可谓是“激进”的代表人物，著有《美的人生观》等，其《性史》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著作屡屡受禁，张竞生本人也成为当时社会垢骂的对象。

　　潘光旦曾这样不点名地批评张竞生：“……和这种迹近庸医的‘学者’原是犯不着争辩的，但到忍无可忍的时候，译者也曾经发表过一篇驳斥他的稿子。”[7]

　　对于张竞生主编的刊物，潘光旦写道：“这种种刊物，名为介绍正确的性观念，他们自己的动机和态度便很有问题。名为介绍精当的性知识，他们所叙述的事实常有错误，有的更是半出臆造。要辩驳起来，真是辩不胜辩，驳不胜驳。见了这种情形，令人不能不怀疑到介绍者的资格上去。”

　　需要说明的是，张竞生的性学思想虽然在当时看似“过份”，今天几乎已完全受到世人肯定，台湾学者李敖称其为“先知者”。从潘光旦对这位“激进分子”的指责，也可反观出他学术思想的中庸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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