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应该干预私人性行为吗？

　　以今天后现代学术的视角看，社会对私人性行为的干预越少，社会便越民主与进步。福柯便一再指出，性不应该成为立法惩罚的对象，“私人生活与法律无关。” 潘光旦所生活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与私人性行为的关系也已成为争论的话题。潘光旦对此持保守的论述。

　　“恋爱自由，另有一个社会学的意义，就是一人与另一人，发生性爱关系，应不受任何第三者的干涉。西洋学者如霭理士与罗素却有这一类的主张，以为只是性爱关系，其权衡应完全操诸个人，至若自性爱关系进而为生殖关系，则子息之多寡优劣，在在不免影响社会全般的福利，社会始有过问之权。这种见解显而易见是对条顿民族民族性的一个让步，是经不起理论上的盘驳的。我对霭理士的性的见地，几乎全部接受，独于这一点不敢苟同，试问人类的行为那一桩没有它的社会的关系？性行为因为普遍总需要两个人才能成立，自然更不例外，初不问此种行为的目的在不在产生子女。一桩性爱的行为无论为祸为福，为福例如圆满的婚姻，为祸，例如纳妾宿娼，迟早不免波动出去，以影响及于第三者的治安，何得谓为与社会不生干系？”

　　潘光旦在多次重申自己的这一观点：“丝毫不加搁阻，势必至于引起许多别的问题，非特别喜欢多事的人也决不肯轻于尝试。”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弗洛伊德思想红极一时的时期，而潘光旦更是深受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从他的成名作《冯小青》开始，几乎贯穿了他全部的学术生涯。《冯小青》完全是对弗洛伊德关于性欲成长阶段与性变态思想的一个中国注解。需要说明的是，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弗洛伊德已经被批驳得几乎体无完肤，所以潘光旦自己十分满意的《冯小青》以今天的学术眼光看，是一个完全失败的研究。但这并非本文想论及的。我们想说的是，从将冯小青定义为“影恋”、“自我恋”这一性变态开始，潘光旦在著述中无数次以“性变态”来标识私人性行为，这种标识特别见于《性心理学》的译注中。

　　潘光旦甚至称手淫为“非法出精”，“为成人后心理生活之累” [12](P212)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论述的，将少数性行为归入“变态”，是十九世纪开始社会权力对私人生活进行干预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一般说来，一切实行对个人的控制的权力机构都按照双重模式运作，即一方面是二元划分和打上标记(疯癫/心智健全；有害/无害；正常/反常)；另一方面是强制安排，有区别的分配(他是谁，他应该在哪里，他应该如何被描述，他应该如何被辨认，一种经常性监视应如何以个别方式来对待他，等等)。”

　　在论及性道德方面，潘光旦也与当时主张打倒旧的性道德，鼓励性爱自由的张竞生形成鲜明对照：“青年男女，在没有走上结婚的路子以前，最好是守身如玉，对于性的道德和健康，要留心认识，保守贞操，是没有害处的。” “性道德果为何物，我辈可无庸深论。以常理推之，一人择偶既定，其用情如能专属而持久，此人即可以当得有道德三字。” 而性道德的“最大标准”，在潘光旦看来，竟然是“优生”：“优生为性道德的最大标准，我们中国人本来也有相当的了解，所不同的是，以前的是家族优生，目前更需要的是民族优生罢了。” 应该注意到，这与当时国家内忧外患、面临亡国灭种之局势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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