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kin指出，社会流动多是短距离流动，比如上下层白领间的流动，中产阶级是一个缓冲带，因为相当多的流动都发生于此，因此他们的存在对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对中间阶级一直持“准敌视”态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制造出一种中产阶级是新社会秩序的潜在反对者的政治气氛。”但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中产阶级的歧视政策正在消失，“新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时期的中产阶级在许多方面都不同。首先，其社会的和物质的特权是基于教育和职业成就，而不是基于继承的财产或私有财富；其次，新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成员十分年轻，足以使他们被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介社会化，从而接受新秩序的政治价值。因此他们与其前辈不同，不是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潜在反对者。许多人从工人阶级向上流动得益于早期的教育改革，而且在体系之中他们自己的成功使得他们倾向于给它特别的合法性。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产生一个稳定和扩张特权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拥有与西方中产阶级一样的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秩序的忠诚。” [9]

　　研究证明，中间阶层在社会成员中占多数时，社会比较稳定，因为其成员对社会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感，起到缓解社会对立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可能被认为与上述观点相冲突的一个现象是，性社会学的调查显示，中产阶级是性革命的活跃阶层，比如美国关于换妻的研究便揭示出：换妻的夫妻多是35岁至45岁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更多是白人，政治上属于中间派。[10]

　　即使在美国，换妻仍然是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左的，何以中上产阶级会成为背弃主流价值观的主力呢？分层研究的成果在此似乎行不通了，而应该另外找原因，我的估计是，中上产阶级不必为衣食忧虑，有更自由和闲暇的心态投身于对更多性行为的尝试中。但这一假设还是没有解决为什么换妻这类极端行为中更多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在性行为上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也被中国性学家潘绥铭教授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所证实。“男人越富有，他的性生活次数也就越多；越贫穷，性生活就越少。”同样，富有的人的性生活方式也多，比如“采用过女上位性交方式的丈夫的平均收入，比那些从来没有这样做的丈夫多出43%。丈夫用口去刺激妻子的生殖器，这样做过的丈夫平均收入，比那些从来没有做过的丈夫多出60%”。“按着收入的高中低三等来看，在8种爱抚与性交方式中，高收入丈夫平均采用过4.6种，中等收入者采用过4.2种，而低收入者却只采用过3.5种。富有的男人性高潮更多。对性生活的满意高也高。高收入的男人不仅自己满意，也使得妻子的性高潮频率增加了。” [11]

　　在我看来，这一现象仍可以从收入越丰厚，越有时间和心情对性给予更多关注这一视角思考这种阶层差别。此外，收入高的人通常受过的教育也高，获得的性知识也多，特别是缺少下层男性中更常见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乐于为女性的快乐多做前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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