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博士方战辛艘幌钐厥獾牡鞑椋?7名多性伙伴者进行了个案考察，其中女性17名。调查中受访的女性有人性伙伴多达400多个，男性受访者性伙伴最多的是100多个。
性伙伴如此之多，不仅让人联想到了杜蕾丝调查的数字——中国人均性伙伴19.3个。有人认为方刚的考察支持了杜蕾丝调查。方刚如何看待他的研究结果？他对多性伙伴的女性
如何看待？昨日，记者碾转联系到了方刚博士，请他来解读调查。
杜蕾丝调查结果是错误的
都市女报：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研究方向？如何定义多性伙伴者？
方刚：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变化转型的时期，我所探讨的是社会转型对私人性生活的影响，中国的性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个人与社会控制是如何博弈的。美国有学者将多性伙伴数定为20个，中国的研究者曾在一项研究中将其定为2个，我取了中间值——大于等于10个。在中国，性伙伴在10个或10以上的人数很少，利用这种极端性便于研究他们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
都市女报：在调查中，有的性伙伴多达400个，有人认为你的调查支持了杜蕾丝调查，你是否这样认为？
方刚：我的这项研究是深入的个案访谈研究，不是抽样调查，不追求代表性，数字更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杜蕾丝调查也不是抽样调查，但它把偶然获得的数字说成是有代表性的，因此是错误的。
按照曾经进行过的严格的抽样调查，中国超过10个性伙伴的人只占人口的0.7%。
她们的环境相对自由
都市女报：这次调查选择的访问对象从哪里找到的？真实吗？为什么女性比男性多？
方刚：采访对象是按着学术上所谓“滚雪球”的方法获得的，即由一个人开始，寻找他的相关人，其中许多是朋友介绍朋友找到的；也有少部分人是在网上招募到的志愿者。他们中大多数人是我多年的读者，出于对我的信赖主动要帮助我的。他们没有从这些研究中得到任何回报，是真正的公益性付出。在访谈过程中，进行了严格的辩伪，对其陈述内容通过多种渠道反复验证，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即使如此，仍然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的陈述最后没有在研究中作为例证使用。
女性比男性更乐于与人交流自己的情感问题，倾诉的欲望也更强，因此女性受访者会多一些。
都市女报：受调查的多性伙伴女性有什么共同点吗？
方刚：除了性伙伴数目外，她们都是一些普通的人，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邻居、同事。她们都生活在大城市；其中一些人经历了居住地的流动，远离自己最初生活的小城市；她们受教育水平多较高，在市场机制下的单位工作，没有政府公务员；生活和工作在相对宽松、自由的小群体中；无论在工作单位还是在生活的社区，很少有人干涉她们的私生活；她们的生活环境相对自由；这些女性多是离婚或者未婚的。
这点与受访男性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多是已婚的。女性的性伙伴有的是日常生活中认识的，有的是网上认识的，比如有400个性伙伴的女性，她与他们当中任何人没有任何金钱交易；但个别男性受访者有“嫖娼”经历。
这些女性渴望爱情
都市女报：在很多人眼里，性伙伴如此多的人没有爱情，丧失了爱的能力，或者就是为了寻求刺激，而你的调查却说她们仍然渴望爱情，性与爱在这里是否矛盾？
方刚：有学者在研究中，把多性伙伴者的性目的归结为寻求刺激、试图超越审美疲劳，但我在调查中发现并非绝对如此。
多性伙伴并不影响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事实上，在调查中没有一个人是从一开始就决定要有很多性伙伴的。对于女性受访者来说，很多人珍视爱情，但是因为一些个人际遇而逐渐对婚姻和爱情绝望，造成了这样的现状。以有400多个性伙伴的受访者边捷(化名)为例，她有过婚姻，曾经为爱的人差点搭上性命，她说自己不是不懂爱，不是不懂情，而是把爱看得太重，不敢去碰，很想爱上一个人但又很怕爱上什么人。对于她来说，带给她最大满足的是与她有情的那个男人。
在多性伙伴者身上，性和情都发挥着作用，他们看重感情，不单单是寻求身体上的娱乐。
希望得到社会的宽容
都市女报：据了解，这项研究的报告已经出版了--《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考察》，做这样的研究，你想向社会传达什么？
方刚：从学术研究角度讲，我关注的是社会控制与私人生活的关系。这项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对私人生活进行控制的传统组织机构――家庭、社区、单位等的控制力越来越小，个人自由行为的空间越来越大。我的研究致力于考察个人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博弈过程。
从个人角度讲，给我印象较深的是，特别是女性受访者，她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不渴望爱情，所有人都对美好的爱情记忆犹新，她们有很令人感动的真情实感。她们都是工作出色的员工，很热心地帮助别人的人。在我看来，现代社会，应该鼓励文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发展，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只要个人的选择没有伤害他人，社会应该给予一份宽容。(文/马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