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研究，在社会学的视野中，一直是边缘而弱小的研究领域。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也与性学研究自身发展有关，更与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有关。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性社会学的学术地位已经从社会学的边缘走向中心，正是源于当代社会生活中生存问题的重要性下降，“快乐”问题重要性上升的一个必然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学研究所方刚博士，在其最近出版的《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考察》书中，应用社会交换理论，对多性伙伴行为者深入访谈的结果进行了分析，从而对社会控制与他们私人性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解读。

　　方刚将多性伙伴行为者界定为有10个以上性伙伴的人士，他主要借助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回报的，当人们无法通过性行为的“自律”从社会换回“利益”的时候，追求自我满足与身体快乐的多性伙伴行为便难免发生。而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确实使得社会控制与私人性行为间原有的交换关系破损了。受控制者不再能够从控制中获利，遵守和服从社会控制对受控制者已无利可图，社会控制自然受阻。多性伙伴行为者的行为选择，是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性选择。

　　方刚的研究主要通过对工作场所、家庭、社区这三类组织的考察了解社会对多性伙伴行为者的非正式控制情况。

　　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工作场所”被社会学家称为履行“小社会”功能的“单位制”，它具有对私人生活无孔不入、全面控制的特点。随着“单位制”逐步解体，“工作场所”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原有单位内的资源配置与分配也已走向了市场化、社会化，其结果是对私人生活的影响几乎不复存在。员工已无需再用个人私生活的“节制”来和单位进行“不被干预”的交换。但是，对于那些仍在再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不得不仍心有所忌。

　　此外，社会转型还促成了一些有助于多性伙伴行为者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场域”，如个人的自由迁移，都市的现代化，观念开放的小环境，等等。

　　由社会控制，方刚又将思考进一步延伸。他提出，在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建设中。在公民社会中，社会生活方式是自下而上地创建，而不是由国家督导自上而下地完成。个人与集体的行动或者是自由选择的，或者是依据参与者之间的明确协定而采取的，或者是基于个人或集体利益的考虑而做出的，等等。正是在这样一个鼓励多元性，监督与制衡权力，强调对自由意志之尊重的公民社会建设过程中，私人性行为的不受干预才具有了一定的土壤。(文/王爱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