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0年代后期和70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参加运动的人年龄都很轻。把这一点记在脑子里会有助于解释西方政治活动的很多方面，也会更有助于理解我们关心的主题以及我们所使用的策略。我们大多数都是二十多岁(那个运动中有个口号是“别信任30岁以上的任何人”)。因为这是一个几乎长达十年的运动，我们的年龄当然不断地增加，但是一群群新的二十多岁的人又不断地加入到我们中来，使得妇女解放运动保持年轻。

　　我们多数也都是白人，但不是所有。在这些白人中间，那些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参加了民权行动(反种族主义)的人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出现非常重要。我们中的大多数都还在上大学或者在研究所，或是刚毕业的研究生。(我当时在研究所工作。)说到社会背景，我们若不是来自于中产阶级，就是已经借助教育进入了中产阶级。在70年代后期以前，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美国妇女上了大学，所以受到了大学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了一种特权，虽然——托公费教育和奖学金的福——并不完全是局限于富人阶级的特权。我们以前经常被称作历来接受最好教育的一代女性，但是我们中很少有人期待我们一生都为了工资而工作。我们中的有些人是年轻的母亲，她们以为我们已经习惯于“生活”。还有一部分人觉得不那么习惯——但是感谢那几年美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我们不为未来的经济状况担心。

　　我认为，离开了对那时我们这一代人的自信心的认识就无法理解60-70年代发生的美国妇女解放运动。那种自信缘于一种自己很重要的感觉，它来自于我们的政治活动。上文提到的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概括了我们的整个生活(二战后长期的经济扩张)；它还有可能来自于我们对可以控制生殖活动的一种自信(这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是新鲜的)。避孕药是新兴的东西，它几乎是我们所能设想的那样100%有效；而且就我们那时所知道的而言(啊，……该死的无知)，它是绝对安全的。而且我们所听过的能够通过性传播的仅有的两种疾病——梅毒和淋病——都已经被青霉素攻克了。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有可能考虑参与我们的母亲所不能想象的那些活动——无论是政治的，性的，还是文化的活动。

　　文/Clare Mo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