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

　　平等本身就是魅力

　　核心观点：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能够让人才脱颖而出的渠道仍然继续不畅，这样的节目就会永远有市场。它存在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社会稀缺的资源———平等。

　　新京报：“超级女声”汇集了大量业余的演唱以及表演，但是广大观众却乐此不疲。从传播伦理的角度，您怎么看这种万人追捧“超级女声”的现象？

　　喻国明：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电视其实就是这么个东西，我们过去把电视看得太崇高了。总认为它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一面镜子，它应该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指导，是我们的老师。其实电视不应该仅仅是这个样子。电视现在应该也已经在更多地扮演社会自我关照的角色。“超级女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新京报：在海选阶段，“超级女声”不加筛选地让各种“女声”出镜亮相，您怎么看这种电视操作手法？

　　喻国明：这无非是引入了国内电视节目中缺少的元素。

　　海选是这个节目能轰动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它破除了很多以往此类竞赛选拔的门槛，给了所有人机会展示自己。什么出身家境身材都不问，来了就唱。虽然有评委刻薄的言语和选手的丑态百出，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展现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社会对于机会平等的渴求。它完全破除了关系网，以及各种或明或暗的门槛。虽然胜出机会很低，但平等本身就是魅力。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给个人的机会太有限了。大家需要有这样一个管道来营造一种机会平等的环境。它存在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社会稀缺的资源———平等。

　　从观赏者的角度来说，大家需要通过这种窗口观察一种原始的生活状态，需要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有一种更本色的认识。而所有针对这些电视操作手法的批评，我觉得都是对这种生活中的新元素的不适应造成的。我们这个社会在不断变革，新元素出现是正常的。我们不但要积极地接受这些新元素，更要有更高的智慧来化解这些新元素带来的问题。从我本身来说，我比较认同这种创新。

　　新京报：这个节目的流程设计令比赛淘汰过程中的“残酷性”更加突出，您怎么看这种操作手段？

　　喻国明：类似过程复杂化的这种手段，我不觉得值得大力提倡，但它在提高收视方面确实是有效的。事实上，很多市场化的东西本身合法但未必值得提倡。这是媒介的正常功能，只要不过分，不泛滥。这是商业化的结果，人们的兴趣有个积累过程。这种出于商业的考虑，只要不是特别损害过程，还是可以理解的。就像电视剧，你拍20集可以，但是一下子抻到100集，大家就会觉得你这个东西注水了。

　　新京报：和同类选秀节目相比，“超级女声”本身并没有设置奖金等物质奖励，但众多“女声”仍然“趋之若鹜”，您觉得是因为什么？

　　喻国明：其实收获分两种，一个软收获，一个硬收获。

　　软收获就是你的知名度。你上了电视之后，针对你个人的社会评价会有一个迅速的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奖金不一定重要。演艺明星削尖了脑袋上春晚，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新京报：有媒体报道说“‘超级女声’引发万人逃课”，先不论是否属实，您怎么看这种现象？节目有责任吗？

　　喻国明：我觉得节目本身没有责任。就像电视台放电视剧《小李飞刀》，如果真的有人模仿飞刀结果杀了人，你不能说是电视剧的责任。但考虑到节目很有影响力，制作方可以考虑把程序设计得更加合理。

　　新京报：您怎么看观众更热衷于对海选中举止失当的各种“女声”品头论足？

　　喻国明：这就是它本身的魅力。我们不能用以前纯粹的欣赏心态来看这个节目。人们走调或者举止失当其实正是这个节目的核心价值之一。这不是考级，而是对社会展示自己。

　　新京报：对于那些比较幸运的“女声”，参与这个节目可能会彻底改变她们今后的生活。

　　对其中很多还未成年的女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喻国明：地位或者其他方面的各种变化都会带来一系列的语言模式、行为模式的变化。正所谓，权利越大责任越大。问题在于贵族不是一代就养成的。可能虽然影响力到了，但是整体素质还没到。这个时候她们身边一定要有一批专业的人来帮助她们迅速适应新的身份。要有一个良好的辅导机制。不至于一夜之间成名之后，在言语和行为上还完全放任其发展，这可能很快导致其“星光黯淡”。这种新名人的塑造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更加周到的支持。至于对于她们是好是坏，这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就像一个人中了100万元，这件事本身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财富、成名，本身都是价值，但是利用方式不同便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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