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青年报》评论员 蔡方华

　　既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任何起因，一个被称为“芙蓉姐姐”的女子突然成为中文网络上炙手可热的偶像。与此前网络上的几大红人不同，“芙蓉姐姐”的行为并没有多少道德上的出格之处，她赖以成名的招数非常简单，一是大量张贴自己的“经典S形”体态的业余照片，二是不断发表超级自恋的“经典语录”。几乎与“芙蓉姐姐”同时暴得大名的，还有在

“超级女声”节目中唱劈了嗓子，并做出“惊天一跪”动作的黄薪，如果说她们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趣味上的鄙俗，以及性格与行为的“天真搞怪”。

　　“芙蓉姐姐”与黄薪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偶像，从社会角度看，“芙蓉姐姐”及其言行并没有多少正面价值，甚至在正常人看来，“芙蓉姐姐”的性格还多少有些神经质。从出名的方式看，没有任何商业机构炒作她们，整个现象都不具备明显的商业动机，而从社会反响考察，网民对“芙蓉姐姐”并不只是单纯的崇拜，而是交织着玩笑式的追捧和苛刻的批评，可以说，她们是网络亚文化土壤上的“反偶像”，是最不具备偶像气质的偶像，是鄙俗文化的一个符号。

　　奇怪的是，“芙蓉姐姐”的走红最早源于两所著名高校的论坛。应该说，中国最高学府的学子们无疑具备较高的智力与文化鉴别力，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芙蓉姐姐”身上共同表现出一种审美痴狂呢？

　　没有任何文化现象是纯粹偶然的，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以搞笑的后现代影像著称的周星驰最早也是从高校开始走红的。从周星驰到“芙蓉姐姐”，我们隐约能看到一个脉络，那就是雅文化在年轻人，尤其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中开始失去影响力，鄙俗文化渐渐成为现代人的圭臬。我们不应该把这样的倾向归咎于年轻人丧失了信仰，丧失了对美好和崇高事物的热爱，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我们时代在高雅文化的建设方面是不是缺失了什么。

　　今年5月，美国《新闻周刊》推出了一个名为“中国世纪”的大型专题，封面上的中国人物是著名影星章子怡。从文化影响力来看，漂亮优雅的章子怡无疑远远超越了“芙蓉姐姐”，可以成为中国女性的“形象代言人”，但是，仔细想来，章子怡这位赫赫有名的影星在近年来又塑造过什么有力的电影形象呢？我们无意苛责章子怡甚至包括她背后的著名导演张艺谋，但不能否认，当代电影缺少为我们这个生机勃勃的时代提供什么精神财富。再看一看荧屏，虽然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电视剧集，但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剧往往是表现远离当代精神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在文学领域里，严肃作家们仍然勤奋创作，但近年来最畅销的作家竟是涉嫌抄袭的郭敬明。如果有人问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是谁？我们正统文化的偶像又是谁？我们有什么伟大的作家、音乐家和画家？相信大多数人都很难说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雅文化甚至流行文化与当代精神的疏离，形成了一个空洞，也正是由于这一空洞的显然存在，才给“芙蓉姐姐”这样的亚文化形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如果我们不重视雅文化的“抓地性”，如果不创造出符合文化规律的精神偶像，我们就很难引导年轻人的心灵朝向崇高与美，而类似“芙蓉姐姐”这样的偶像也难免会一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