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报道，某学院个别教授要求记者采访付费，否则就不接受采访。消息传出，有人表示理解，也有人坚决反对，甚至有专家认为付费采访会形成“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钱收买”的观念，严重危害社会氛围，滋生腐败……
教授接受采访该不该收费，似乎很难一概而论并达成共识。那么，与其在知识产权归属、时间精力成本、收费标准上纠缠不清，不如换个角度来看——当您打开电视翻开报纸
，得知所关注的被访者的谈话及其观点是收费的，您心里有何感觉？广告(公益除外)收费不是新闻，而教授们对大众媒体“明码标价”则很新鲜，其“轰动”效应与热闹的“超级女声”与“芙蓉姐姐”有一拼。如果一个人说话的前提是“钱”，那么他的话和观点能让人信服吗？如果说话者是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教授，那么这些作为承担着崇高社会责任、以“社会良知”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知识分子，会不会因“收费”而使形象受损？继而其观点的独立性、公信力是否也在受众心中打折呢？
传统知识分子有一种“士文化”情结，许多关于“士”的成语、故事不用在这里罗列。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有思想、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化人，也完全能判断并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思想”无价，“说出思想”又价值几何？但愿?熏“收费”只是教授们拒绝某些采访的理由，而不是目的！幸好，要求记者付费的也只是“个别教授”。个别教授索要采访费每小时200元以上，院方表示——新闻缘起个别教授开收采访费标准：每小时至少200元理由：花很大精力，涉研究成果。
日前，有媒体报道，今年，外交学院的个别教授逐渐统一做法：接受媒体记者采访要收取采访费，否则拒绝接受采访，采访费的价格至少每小时200元。收费理由是，接受采访要花费很大精力，而且常常要涉及自己的研究成果。
外交学院周尊南教授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同事打电话告诉他，大家统一起来，让媒体记者采访时付费，否则就不接受采访。”外交学院宫少朋教授则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了收费要求和标准。学院表态教授收采访费属个人行为
外交学院新闻发言人、副院长曲星昨天就此事发表声明表示：“外交学院教授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和较高的知名度，经常有各种媒体通过各种途径来进行采访。学院与媒体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学院欢迎媒体前来采访，也支持其教授接受采访。
采访单位或记者是否支付费用，完全取决于单位的财务制度、采访者的掌握及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约定。外交学院院方对这一问题未作具体规定。外交学院院方此前从未听说有教授‘索要’采访费的事，更没有听说过‘部分教授逐渐统一做法：接受媒体记者采访要收取采访费，否则拒绝接受采访’的情况。至于有媒体报道外交学院个别教授或退休教授关于收费问题的谈话，如果属实，属于个人意见。”观点交锋正方：学者信息促进报社经营
“付费采访在国外其实很普遍。”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学教授周鸿铎表示，“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报社采访学者，学者的信息是通过长时间劳动研究的结果，学者把信息提供给报社，报社为此进行二次销售。报纸因为学者提供的信息而卖得更好——直接促进了报纸的经营。报社付给学者‘信息费’是很正常的。”
《新闻与法制》杂志社张新庆主编认为：“我们不应该简单否认用金钱买信息这种行为。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媒体可能都会对新闻价值有一定的衡量。如果媒体认为这种做法对自己有利，采取也未尝不可。对于付费采访的接受，我们需要一个观念转换的过程。”正方：老师劳动应与经济挂钩
至于这种做法会不会有损“老师”形象，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认为，“我们业内并不这么认为。目前商品经济的大环境下，老师的很多举动都是与经济挂钩的。比如监考、判卷。因此，接受采访收费也无可厚非。此外，老师如果真正准备媒体采访的话，确实也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给老师一些劳务费也合情合理。”反方：收费采访有悖新闻原则
新闻难道是要用钱来买的吗？学者采访收费让很多新闻媒体顾虑重重。北京某媒体记者表示：“收费采访可能使媒体今后采访学者的难度加大。从另一方面讲，此风假如蔓延至一些信息垄断部门，报社如果没有经费支持这些采访，势必会损失很多信息，会损害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终极而言是有违新闻基本原则的。”反方：学者应该有社会责任感
中国政法大学专门研究民法的王勇教授表示，判断记者采访权的标准，主要依据采访的内容而定。如果是对于公共事务的报道，公众对此有知情权，被访对象不应该拒绝。但如果采访内容是个人化的，被采访人可以把消息作为财产转让。
“学者如果认为接受采访会耽误时间就可以拒绝采访，提出收费是很滑稽的。”社科院的有关学者认为，作为学者，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如果一切与金钱挂钩的话，学者的公正与客观很难保证。
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喻权域教授提出：“付费采访的行为并不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此风在中国流行，可能会导致文化活动完全金钱化的后果。公共型的活动不能完全来照搬商业做法。”记者调查采访收费不是秘密
谈到“教授接受采访收费”这个问题，一位社科院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私下告诉记者：“在我们研究国际关系这个领域，大部分学者都遇到过这个问题，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这位学者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要看媒体和我的熟悉程度，也要看我所花的时间。比如和我关系好的媒体，我可能不会提出什么要求。但一般来说交情不深的，外地媒体、外国媒体，我会问费用。”
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表示，就他所了解的情况，要求收费的老师当然有，“但绝对不是多数。”他说，“我们都对这种做法比较理解。”
不过，即便很多教授都表示“理解”，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多数教授接受采访并没有提出收费。很多人说“毕竟是老师嘛！不太好意思提这种事儿。”本版撰文晨报记者代小琳链接·事件孙道临采访收费引发争议
今年2月，《羊城晚报》记者为了做“走访老电影人”的系列专题，致电老艺术家孙道临，表明了采访意图，却遭遇了“支票簿新闻”难题。记者前后三次接通孙道临的电话，孙道临均坚持了他要收费才接受采访的做法。
孙道临还透露以前为中央电视台录制两天节目得到了相当高的酬劳。“我也不是什么采访都要酬劳，我是要看采访的内容是什么，要采访多少时间而定。以前接受采访我也是不收费的，现在主要是因为自己太疲劳，老这样接受采访吃不消，也应该拿点酬劳，还有就是这也是知识产权，我们都应该维权。”
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向《羊城晚报》索要采访酬劳的消息披露后，在社会各界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响，赞同者佩服他挑战传统观念、正视自己价值的勇气，质疑者认为作为被采访者并不意味着进行了创造性劳动而获得“知识产权”，同情者理解艺术家有权利要求补偿自己的精力损失，失望者则反感孙老斤斤计较，叫好者认为他将媒体拉到了同等的地位上。这恐怕都是孙道临先生始料未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