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周日)《艾滋病防治中的伦理问题》

　　嘉宾：刘英--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秘书长。

　　主持人：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侯红蕊老师，今天我们跟侯老师和各位网友共同探讨的问题是艾滋病防治中的伦理问

题，回答网友之前，还是请侯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在艾滋病防治中涉及到的伦理问题有哪些？

　　侯红蕊：我是从99年开始涉及到艾滋病的研究工作的，我是民族学研究所，我一直在少数民族地区做有关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一些社会问题方面的研究，在99年开始，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时候，就碰到过一些相关的问题，少数民族的一些社区习俗被商品化或者是性化，被包装成一种商品被一些游客消费，我们都知道，少数民族有一些本身的特点，比如说在中国，地处比较偏远的地方，过去交通不方便，受的教育程度也比较低，现在由于旅游业的发展，修了路，外面大批的人进来了，少数民族的脆弱性就带来了，他们在很多方面的先天的弱势，造成他们对一些传染性疾病的不了解，也不会预防，一旦出现，我们知道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一旦出现艾滋病，特别是前期，主要是性病的传播，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就很容易在一些高危人群里产生性病的传播和艾滋病传播的问题。与此相关的，艾滋病的传播与吸毒和毒品注射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也知道，中国出现毒品的社会问题以来，西南一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贩毒的通道，少数民族在这中间也受到了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碰到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后来就在研究中间关注一些这样的问题，那么产生一些什么样的社会后果，这个就跟艾滋病有很密切的关系了。这个人得了病，我们要不要把他得的这个病，告诉其他人，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伦理的问题了，我们都知道，艾滋病当目前为止，是不能治疗的一种疾病，而且一旦发病是100%死亡的，很多人听起来，就说艾滋病是我们本世纪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非常可怕的，艾滋病也被打上了这样的标签，就是无可救药的恶性的传染病。很多人认为他们是社会上的垃圾，认为他们活该，实际上，就觉得不值得为他们付出什么，不应该去帮助他们，去救助他们，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讲，比如说边远地区的一些，边境线上生活的一些人，是少数民族也好，汉族也好，实际上都一样的，因为地理的原因，同时由于贫困，我们知道，因为贫困，本身不能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在一定社会条件下，采取了比较特殊的谋生手段，或者是从事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行业，从而把自己暴露在艾滋病传播的危险下。其实很多人是很无辜的，在那种处境下，其实他可以去选择去避免从事那种行业的可能性并不高，很多人得了病，本身是社会的弱势人群，得了病之后就非常的可怜，而且很多人是因为没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没有能够去受教育，从而导致他去从事很地层的一些工作。如果社会再继续的歧视她，从社会公平的角度上讲，对她们也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换一个角度谈，尤其是你要想，她在得病，感染上艾滋病之后，在发病之前，我们知道有的是很快了，就是一年，有的是十年，我们就说从一年到十年这样长的阶段里，如果去歧视这样的人，那么也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很多人会说，应该把她们给关起来，应该隔离，我们就说很简单的一个做法，在她没有去医院检查之前，我们是不能发现了，如果她也不知道的话，那实际上，你也不可能把她隔离起来，或者我们就说，你即便采取隔离的话，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隔离掉，如果她处于很危险的状态，知道以后，因为现在社会流动是很普遍的，我们就说没有什么，我们到目前为止，社会没有任何的措施说可以把这个人抓住，把她关在某一个医院里，我们就从社会的角度讲，我们现在是开放的社会，人口是流动的，我们应该考虑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能够让她们在正常的环境下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发现自己的疾病，并且能够采取一定的措施，比如说安全措施，还是健康措施，能够控制自己疾病的发展，同时能够避免疾病传染到社会中，人群中，这样可能换一个角度上讲，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更为宽松的，或者是更为好的可行的方法，现在大家都是在这样尝试。我们知道，这种病得了以后，不是几天，一年几个月，他的亲人忍一忍就过去的事，因为他可能会长达十年，我们知道在发达国家，如果医疗跟得上，可以二十年一直存活，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可以兼顾他的生活质量，从这个角度讲，艾滋病是一种很特殊的疾病，一方面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没有药可救，得了之后死亡是100%。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他感染以后，他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发作，或者我们说，即便是知道了之后，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工作，可以正常生活，我们知道，在目前为止，在整个的世界范围内得艾滋病的人口都是非常低龄化的，不像心脑血管疾病、癌症，这些疾病很多时候是中老年是高发，总的来说，它对年轻人的危害不是那么大，那么艾滋病，得病的人基本是从10几岁到40、50岁是艾滋病的高发年龄，这样的一批人，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是社会上最具有活力的，最具有创造力的一个年龄段的人，能够让他们在社会上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同时能够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为社会创造财富，也是社会有价值的地方。

　　主持人：您作为从事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专家，您跟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打交道比较多，现在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地区他们现在的艾滋病状况是怎么样呢？

　　侯红蕊：我在前几年的一个研究里，如果从历史的角度上去看的话，就是说，因为过去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非常的落后，或者是我们说它比较偏僻，人们并不容易去那样的地方，但是与此同时，在历史上，我们也都知道，在很多边远的地区，传染病带来的高死亡率，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我们能够发现，在很多城市地区也好，或者是交通比较便捷的地区也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也好，很多不致死的病，就是我们说是小病，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会致人于死，一方面是我们的医疗措施本身，就严重的落后于人们的需求，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疾病，在发病的初期，如果得到及时的救助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很多的地方，因为交通不便，觉得出去一趟很不方便，又没有钱，那么会拖下来，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生殖道的问题，就是说在很多城市地区不会成为严重的问题，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多的妇女生过孩子之后，这样的疾病就会非常的严重，这跟本身的条件和医疗观念，还有日常生活的卫生知识都弄在一起，往往一些很轻微的疾病，或者是并不严重的问题，在他不注意或者我们说的小病拖成大病的情况下，最后会变成致命的病，像艾滋病，尤其是性病，前些年有一个大规模传播的阶段，实际上，你去看一些历史方面的材料，就会发现，历史上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我们知道，交通不方便，过去很多物资的运输是靠马驼的，在很多交通经过的地方，实际上都存在着性和贩毒，只是说那个时候大家不是特别的把它作为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历史上在少数民族地区一些主要的交通感到上，性病的传播都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治疗上的空白，比如说前些年，我们国家基本上，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前，因为我们国家很早的时候，50年代就宣布，国家禁娼之后，医学界非常高兴的宣布，我们国家完全消灭的性病，解放之前在中国很肆虐的性病，在解放之后就没有了，这是当时医疗卫生的一大骄傲，在改革开放之后有一些新的问题产生了，跟这些相关的，我们的性病问题又来了，那么在城市里，有电线杆上的小广告，到大医院有点抬不起头，不好意思治，会去找江湖的游医，最近来说，慢慢的通过宣传和教育，在大城市里，我们还是会看到小广告，但是很多人也不相信了，能够通过正常的渠道治疗了，因为我们知道确实性病有很多种，有很多是非常容易治愈的，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只是说治疗之后，需要掌握相关的卫生知识，避免自己去感染，避免自己传染给自己的妻子也好，或者是你的朋友也好，避免传染给自己的性伙伴。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过去在消灭了性病之后，基本上性病就没有这样专门的科室了，在改革开放之后，就是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基层的很多医生对这个就不是特别的有概念，特别是在地方上，县一级的医院，或者是乡一级的医院，这一块基本是空白。

　　主持人：GuestB4wbgt ： 假如我有性病，我还 经常用我妹妹的内裤手 淫会传染给她吗

　　侯红蕊：我们知道，如果撇开艾滋病不谈的话，通过卧具、内裤是会传染的，用妹妹的内裤，对妹妹来说，是很危险的一种行为，作为哥哥，出于考虑妹妹的原因，应该尽量戒掉这个习惯。

　　主持人：GuestFlu3bZ ： 艾滋病防治中有啥伦理问题?!

　　侯红蕊：从感染到发病中间有很长的阶段，在不同的时期，又会有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比如说，在感染的初期，或者是刚查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存在一个，你是不是要告诉病人，让他了解，是不是要告诉病人的亲友，让他们了解，还是病人不告诉，或者是只告诉病人，不告诉他的亲友，还是整个社会，有的人会说，如果什么样的人得了这样的病，就应该把他的名字公布出来，把他隔离起来，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伦理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个病人，这个病人又怎么样对待他周围的人，社会怎么样看待这样的疾病，同时，我们在病人感染之后，发病之前，跟他的家人怎么相处，如果她是个女的，她是不是应该告诉她的丈夫和孩子，是不是掌握应该怎么样防治的观念，他还能不能结婚，还能不能有孩子，能不能有下一代。这些都是问题。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伦理问题，在这个过程里，每一步都涉及到，其实就是一个歧视的问题，就是你把它说出去，还是不说出去，是公开还是不公开，因为公开了，社会歧视基本上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觉得是无可避免的，如果不公开，那么你对他是不是一种保护，或者我们就说，从医学的角度上讲，从卫生的角度上讲是保护了，那么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是保护了他个人，还是保护了公众，因为很多人会说，如果不说的话，继续危害社会，是不是很多人就受害了，你保护的可能是一个人，但是实际上可能危害了全社会，或者是危害了社会中的很多人。我想这个问题，都是涉及到伦理问题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艾滋病防治中，会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妻子和丈夫的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病人和他的同事关系，如果一个艾滋病人，他是你的同事，他是感染者，但是他没有发病，如果能够正常的工作，如果你知道了，你会不会对他另眼相看的感觉，你心理上会不会对他有歧视，如果有歧视的话，对他来说，那么他没有发病，那么采取一定的措施，能够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而且还可以拥有家庭，一些生活跟任何人没有区别，只是一个病毒携带者，我们所有单位的人都不跟他做作用了，或者有一些单位索性就把他开除了，这样对他是公平吗？很多人就觉得，他是自找的病，是因为生活不严谨，或者是涉及到这样的一些色情行业，或者是吸毒，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人犯错了，我们小孩子犯错了，家长会给他改正的机会，希望不断的改正，如果他能够改好，他还是社会的财富。我们说血友病，是血液造成的传染，病人是很无辜的，有一些病人是用了被污染的血液，跟他个人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因为自己生了一种疾病，在输血的过程中就感染了，我们知道，有一些人是因为车祸的原因，比如说需要输血，有的人是因为血友病的原因，有的人是因为生孩子的原因，比如说特殊情况的大出血，或者是需要补充血液，造成了这种感染。

　　主持人：GuestIrryHo ： 健康的夫妻进行口交或者肛交有可能引发艾滋病吗？谢谢。

　　侯红蕊：健康的夫妻在进行口交和肛交的时候，应该说双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说可以放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首先这个前提是他是要健康的夫妻。

　　主持人：在初期艾滋病的传播可能是血液传播为主，而现在，据统计，以性传播为主，而且年龄也是逐渐的低龄化。

　　侯红蕊：现在是有这样的问题，如果客观的说，中国的传播，目前来说，还是血液传播占主要的，这是勿庸置疑的，尤其是2001年以前我们的数据，我们中国最早一批发现艾滋病感染的是在吸毒人群中间，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100%的，后来慢慢发现性传播，然后母婴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就是说，一方面性传播的比例越来越高，或者我们就说，性传播的比例增长的非常迅速，实际上，血液传播，其实血液传播本身里面，应该毒品注射占有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剩下的是血液污染造成的一些传染，性传播在中国前些年，一直是没有突破10%的，一直是在7、8%以内进行的，但是，我们就说，最早的时候，如果是在1、2%，慢慢的增长到7、8%的时候，这个过程本身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我们不能仅仅看我们国家的艾滋病传播的情况，因为我想，作为一种疾病的治疗也好，预防也好，国际经验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如果去看到一些国际上的经验，比如说发达国家，在美国、在欧洲，他的一个传播方式的话，就会看到，他的性传播变成一个非常主要的传播方式，有的国家就已经达到了一半，甚至超过了一半，比如说非洲国家最近一些年的传播是这样的趋势，当性传播达到一个很高比例的时候，同时也就意味着母婴传播也有一个迅速增长的过程，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传播所代表的社会含义，比如说在早期，毒品进来的时候，90%以上都是男性感染者，当出现大规模的性传播的增长的时候，我们知道男性的吸毒人群是一个固定的社会群体，在这个年龄段会有性生活，传染给他性伴侣也好，配偶也好，那么传给他的配偶，或者是性伴侣，实际上就是性传播，如果对方不是因为吸毒感染的话，那么就是性传播感染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从研究的角度上讲，就是说，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从一个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去传播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会越来越多的涉及到一个伦理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主题，那么就是说，他可能很无辜，但是他一样得了这个传染病，同时如果我们也是在说，即便是因为高危行为感染了传染病，或者是艾滋病，那么是不是还有改正的机会，是不是还有为社会做贡献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国家培养一个人不容易，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即便是我们国家，大家说人口过剩，或者是人口太多，但是从一个小孩子培养到能够为社会做贡献，能够成人，社会、家庭还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心血，还有成本，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不管他，就让他死掉，或者扔到一边，让他产生仇视社会的行为，他在很长的一旦时间到处流动，危害社会，其实对社会来讲是非常危险的。

　　主持人：GuestFtsQhv ： 请问嘉宾，你的研究工作领域在艾滋病哪个方面？！

　　侯红蕊：我们是在民族地区了解他的社会文化发展，通过对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去发现一些民族地区他们在发展中间存在的一些什么问题，我前几年做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样的社会问题，当时我们也是从医疗卫生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实际上最新一些年，我们在座的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体系的重建，就是说，这个跟国家的大标准也是直接相关的，就是说加强农村的医疗保障体系，这个也是我们国家卫生部，整个国家近两年提出来的一个新的发展目标，实际上这个可能稍微关注一些的人就会发现，因为这个可能更主要的是因为SARR，当时是在主要的几个城市里出现，尤其是北京、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出现这样的蔓延，也有一些人说，其实是因为都市化的原因，其实是一个都市病，在传入农村的时候，往往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是通过人群的密集接触而感染的，但是恰恰是因为当时它的传播使大家，或者是卫生工作者也好，或者是相关领域里的研究人员也好，意识到了我们农村的脆弱，就是说，也许这一次这个疾病本身可能不直接威胁到农村，或者是并没有在农村造成很大很恶劣的影响，但是，我们发现了农村的医疗卫生，在改革开放的一些发展里面，应该说，总体来讲还是进步的，但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发展的不均衡的问题，就是说，有很多的研究证明，结果表明一方面，中国的医疗卫生支出，中国的整个医疗系统，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些进步更多的是分布在城市里，特别是大中城市里，有一些小城市的医疗条件都不甚好，因为医疗体系是很复杂的事，跟医学院校的培养条件，跟医疗卫生点的分布，跟整个国家基层医疗体系，比如说整个制度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因为改革开放之后，包产到户以后有很多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因为家庭化或个体化，导致集体经济的解体，早期就会出现一些乡镇企业的私有化，同时与此相关的，比如说过去的合作医疗，甚至这个当时是中国的骄傲，甚至在国际上被认为是当时的非常有特点的医疗模式，在中国被抛弃了，或者在很多地方的解体，因为合作医疗当时，要附着的最主要的是一个集体经济，我们说的村级经济也好，大队的经济也好，合作医疗要在这样的范围内进行，因为包产到户之后，其实是在有一些地方，它还是维系下来了，但是在大多数地方已经被抛弃了，我们说很多的赤脚医生也没有了，或者按照后来的标准来讲的话，他们也不合格了，他们也下岗了，实际上我们就说在很多的地方，因为交通不方便，或者是医疗网点分布，不能在某些地区平均的分布，或者是因为某些地区的条件，造成那个地区没有合适的医生，基层的农村看病难，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看病没有钱，或者是困难，因为医疗改革的市场化，我们也知道，是步伐非常大的，其实现在很多城市的人口也在讨论，就是说，我们现在挣的钱可能够我们生活了，但是我们不敢得病，即便是正常的家庭，得病都是一件很大的事，导致你的钱包立刻就扁，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了，在农村地区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的明显，有很多非常简单的病。在我调查的很多农村地区没有通公路，人还是要靠马驼一些物资，我们说阑尾炎在城市是很小的手术了，花费也不高，但是在那个地方会死人，疼了四天人就死了，一开始觉得忍一忍，最后觉得不行了，放到马上，驼到医院去，路上就没有救了，这个就是他跟那个地方的医疗点的分布，人口基本的卫生常识的掌握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在很多的农村地区，到现在为止，到医院去生孩子的比例还是非常低，那么就会出现我们说的生产的死亡率，或者是新生儿的死亡率，相关的都比较高，这块是很多地方到现在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也是这些地方很明显的劣势，国家通过现在的一些措施，重视农村的发展，重视一些基础的交通设施的改善，或者是医疗卫生的改善，还有是基础教育的改善，我想相对来讲，一个政府也好，或者是一个执政党也好，就是能够制造一个比较均衡的平台，我觉得只有尽量的让大家能够有一个高一点的平台，而不仅仅是出生，然后就自由发展。如果我们能够把一个社会基本的平台，通过整个社会的生产提高的话，可能有助于整个社会公平的发展。

　　主持人：GuestVYdfQp ： 如何有效避免传染艾滋病!

　　侯红蕊：一个是避免感染，一个是避免传染。既然这个网友提的问题是有效避免传染艾滋病，我姑且就先说传染的。就是说，假设你是一个艾滋病的感染者，那么我们就说，你现在还是一个健康带菌者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发病，你跟正常人一样，外表看不出来，正常生活，正常工作，那么到目前为止，最有效的避免传染艾滋病的方法就是使用安全套，如果是吸毒的人，那么我们过说，首先戒毒是治本的，那么在戒毒这个问题上也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通过替代的办法，比如说美沙酮，另外是在没有戒断的期间，如果还是继续注射话，那么使用个人的针头，不与他人混用针头，使用安全洁净的针头，也可以避免把艾滋病传给别人，比如说几个人在一起，你用完了我用，如果有一个人得了艾滋病，他用过的针头再给另外一个人用，这个传染就是100%，我们说，只要这个针头感染了这个艾滋病人的血，下一个人再用污染的针头继续注射毒品的话，是100%会被传播的，如果是注射吸毒的情况下，我们就说，你使用自己的针头，不要跟别人混用针头，你的针头不要给别人用，别人的针头你也不要用，这样就能够有效的避免传播艾滋病，也能够避免感染艾滋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性传播的方式，就是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使用安全套，这个是目前为止，能够有效避免传染和感染艾滋病的最有效的渠道了，当然现在安全套也有女用的，也有男用的，也有很多不同功能的。还有安全套在使用的时候，也是要使用正确的方法，不能说你用了安全套，但是没有正确的使用，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就是说安全套很多，包装上也会介绍怎么样使用，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只要你能够使用，坚持正确的使用安全套就能够避免。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母婴传播，就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母婴传播主要是指在怀孕的母亲，在生产的过程中，和在生了孩子之后的哺乳的过程中，如果怀孕的母亲如果是艾滋病感染者的话，现在医院也有临床的药物，可以把这个危险减到比较低的程度，就是说让母亲服用防艾滋病药物，避免婴儿，怀孕的过程中把艾滋病传染给婴儿，同时，在生产的过程中，就是我们说的，不通过传统的产道把孩子生出来，而是通过医生做剖腹产的方式，当然这个就是说，对医生也有考验，医生要知情，同时能够采取安全保护措施，这样的话，这个孩子也可以保证健康，同时生了孩子之后，不能用母乳喂养，我们知道，即便这个孩子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但是如果生完孩子之后，这个母亲的母乳喂养，这个孩子也会感染艾滋病，比例也是很高的。如果能够在这几个方面都做到的话，我们就说，艾滋病的传播或者是防止艾滋病的传染，就变得容易了，其实艾滋病的传播渠道是非常简单的，就这三条，我们知道，其实艾滋病的预防，从我们了解到的传播渠道上讲，也非常清晰，只要能够避免这三种传染方式，就能够避免把艾滋病传给别人，当然也会也一些社会因素，比如说朋友之间的关系了，或者是你跟你的配偶之间，有很多的研究证明，有一些人男性或女性，为了证实他是真心的，或者是有一些性工作者，在工作的时候，使用安全套，这个可能保护了自己，但是可能跟自己长期的性伴侣里，不使用安全套，如果使用的话，对方会说他，对方会不高兴，或者会怎么样，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就必须面临到艾滋病传播的威胁。我们过去说，觉得戴安全套的人好像都不好的人才用，好像好人就不应该用，你是不是怀疑我呀，实际上，如果双方有正确的态度，其实是可以有效避免的，这个一方面，就是有一些在性工作者中间，进行传授防艾滋病知识的一些团体，还有一些社会工作者，我们知道，甚至现在的街道或者是医院都会采取这方面的介绍，还有一些开通的心理热线，或者是有一些心理医生，当你有这方面的疑虑，或者是觉得有些话题开不了口，或者是有什么心理问题的时候，你都可以向他们咨询，或者是求助，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或医生，他们做这样的工作，希望能够在人群中间普及对艾滋病防治的一些知识，我们就说，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就是你可以知道，向哪些方面去求助，获得这些知识，并且把这些事情告诉你的朋友，告诉相关的人，这个可能对一个人，或者是对他们都是有好处的。

　　主持人：Guestf1pCOo ： 听说现在一千个人里就有一个艾滋病，就是说一个大社区里肯定有艾滋病!是吗?

　　侯红蕊：其实现在，听说现在一千个人里就有一个艾滋病，一个大社区里肯定有艾滋病，其实这个怎么说呢？问这个问题，其实是就整体状况而问的，应该说这个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会从整个国家，比如说医学也好，或者是从事这方面相关研究的人也好，我们会关注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个艾滋病、感染者，有多少个病人。但是我们知道，因为艾滋病的特殊性，得了之后，感染了艾滋病之后，是看不出来的，如果不怀疑自己的健康的话，甚至在发病很长时间也表现不出来。我们在有的社区里远远超过一千人，如果是在吸毒的人群里，这个比例不知道到多少倍，在有的地方，已经超过1%了，毫无质疑向普通人群发展了，现在的问题是，100人里就有1个，而且看不出来到底是谁？甚至这个人如果没有到医院检查，他也不知道。实际上，到底有多少人确切的感染了艾滋病，实际上是不可能知道的。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普查，只是筛查，筛查只能是推断，推断这个误差就非常大了，对一般的个体而言，我们作为社会中间的一个分子而言，一个社会去，是不是肯定有艾滋病，或者是有几个艾滋病，意义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现在确实是有，而且在有些地方，以目前来说，在全国的范围内，就是说，中国的艾滋病进入一个高发期，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传播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了。

　　主持人：GuestksXnTy ： 是男性容易被传染艾滋病还是女性容易被传染？艾滋病的传播渠道主要预防哪种？

　　侯红蕊：如果是你的妻子或丈夫是吸毒的人群，不注意有效的预防的话，你是不是能够在家里做到每一次都使用安全套。

　　侯红蕊：在一些发达国家，农业人口非常的少，整个的社保和卫生体系非常的健全，可以通过在社会上进行大规模的抽样，其实我们说过，进行普查是非常没有可能的，也就是抽样，相对而言，他的网点分布的更细致，抽样更接近于整体水平，推论整体的能力就比较强，前些年出现一些下降，后来又有一些小反复，后来通过进一步的宣传，通过在中学，通过在学校里加强对他们的宣传，通过电视上放一些有关的宣传片，通过一些感染者，他们从事社会工艺活动，从事这样的一些教育活动，他们去跟年轻人讲这些事，他们慢慢的又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预防机制，我们国家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医疗卫生本身的基础比较薄弱，我们现在能够建立的检测的哨点，我们也建立了，比如说在高危人群里也建立了，在普通的大医院里，我们也会抽样进行一些艾滋病的检测，在妇幼保健站，我们也建立的哨点，但是我们的哨点到目前为止，分布的并不均衡，比如说农村就很弱，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河南，其实是好几年前，90年代中期和初期，大规模的采血，实际是到2000年左右才爆发，是通过大量的死人了，才引起重视，这个就直接反映出我们目前的检测或医疗卫生体系的布局，或者是很多局限性，所以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缺陷，导致我们对某一个疾病的传播、流行不是那么的敏感，我们也能发现一点，但是就它的真实而言，我们不能了解的那么准确。

　　主持人：非常感谢侯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室，今天的话题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明天晚上八点欢迎您再来，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