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涌豪

　　--由《超级女声》轰动而想到的

　　随着《超级女声》逐渐进入最后的决赛阶段，这个由地方台主办的娱乐节目收视率也大幅飙升。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除去海选阶段个别人的哗众取宠外，这个节目有其成功

的地方，一概贬为无聊恶俗，未尽客观。尤其是它不问唱法，不论外形，只要你想，就可参加，对渴望自我表现与认同的年轻人来说很有吸引力。而由报名、海选到获胜，整个过程公开平等，且有大众短信参与评分，非官方身份的评委率直点拨，更使节目亲和力大增。看多了一些晚会的宏大叙事，还有流行音乐大赛中明星大牌的做作做假，眼前这些形象清新的孩子们的倾情演唱，自然给人以强烈的吸引。

　　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无视批评者的声音。我们不同意对其一概贬斥轻加否定，是因为它有失公允，更因为这种基于传统认知习惯的批评太过简单和执拗。由于这种简单和执拗，它不但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与大众沟通的可能，并因这沟通的缺失，还遮蔽了转型时期社会所实有的不同人生理想和审美趣味间的紧张与对峙。这种紧张与对峙，包含着当下人全部的集体焦虑和世俗期待。说起来，任何一个时代都追求审美的愉悦、梦想的实现和人生的成功，但其追求的内容各有不同。就近20年中国社会的变迁而言，如果说原先多重视高雅的精神享受，现在则是通俗的物质占有；原来多欣赏含泪的微笑与冷峻的

　　我无意否认这个时代需要娱乐和偶像，特别当它们安处在恰当的需求位序。但今天娱乐的功能被无限放大，偶像的作用被片面定义过分凸现，以致造成整个社会不自主的痴迷风习，这就值得人好好反思了。《超级女声》的“想唱就唱”，固然不失为一种对自我和自由的崇尚，它背后所隐蓄的人对现代社会虚假冷漠保守单调等种种病相的感性反拨更值得人反思。但高调纯娱乐姿态，有批次地产出，量贩式的供给，既不寄寓思想，又不涵养精神，并不足以承载一个社会对所谓理想与成功的庄重诉求。

　　至于它引动人争先恐后地加入“超女”崇拜的行列，更凸现了节目的消极影响，特别是这些崇拜者绝大多数为未成年人。联系此前已发生过的因没买到张国荣CD而自杀，没看到赵薇本人而仰药，连看八遍《流星花园》而离家出走的惨痛事例，人们不能不对这个节目提出超然于娱乐或造星之上的更严肃的质疑！

　　说起来，偶像崇拜也属于一种审美，它的过程展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暂时缓释人的焦虑，获得心的平静。但问题是，现在它的审美主旨和现实内容被抽空了，它用来发扬精神的成本投入被不断降低，只留下一个冗余的符号，作为人渴望出名、成功，渴望诉说和被倾听的情绪的象征。它诱人兴奋，并为他兴奋后的瘫软提供逃避的寄托，让他追仿偶像而不探究其心路历程，崇拜偶像而浑忘其产生的社会条件与现实艰难，这样的崇拜说到底只能是一种痴迷。克里斯·罗杰克《名流》一书对民主和日常生活商品化之容易导致“痴迷文化”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这种痴迷既为世俗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整合功能，又能创造需求，使大众在偶像崇拜中获得个人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持。然而，谁又能否认这种支持是苍白与虚无的呢？于此，我们真应该思考一下，在让孩子们释放压抑的同时，该怎样去关心他们内心被遮蔽了的理性成长？又该怎样告诉他们，我们活着不是为了看别人舞台上的成功，我们有自己要做的事，有自己需要成就的更阔大的人生。如果女孩都热衷于追星，男孩都沉溺于电玩，这个社会真不知将伊于胡底。

　　再者，这种崇拜背后直白的利的追逐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影响也需要评估。看看各地报名参赛者成千上万，许多人逃课赶来。盖表现出色，一举成名，就有人投资包装，出专辑，演电视剧，不但十年练功可免，千金也可立致。当主事方将本就利，以百万天价给获奖超女找下家时，一些家长和孩子是乐于配合，并乐观其成的。至于知情者披露，节目进行过程中，存在有为利益牺牲规则的猫腻，倘若属实，这类丑陋的示范会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什么冲击就更不能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