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女声，无论它的选手们多么酷，它的规则多么刺激，无论它给人们带来了多少关于催生现代政治文明的情感投射、逻辑期待、微言大义，它的实质，仍然只是一种娱乐工业活动，一种新形式的追星活动而已。
且不说若干专业评委拥有生杀大权、35名“大众评委”来历可疑、所谓“海选”并非是真的一人只投一票，即便是最终的胜者是由追星族选出来的又能怎么样？这和你在超市里
选择甲品牌商品而拒绝乙品牌商品有什么不同？这充其量只是一种文化消费行为上的“自由选择”而已。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已经享有很多这样的“自由选择”，例如可以自由地选择消磨闲暇、假日的方式，自由地点菜，自由地在饭桌上交流一些段子，自由地选择电视频道，自由地跳槽，自由地在家里做膀爷，出门在外，旅行社还给你安排“自由行”等等。这种私域中的自由比比皆是，乃至在一定程度上麻醉了我们的感觉。又如在新加坡这个岛国，Shopping有着广泛的社会救济功能，一个市民为了庆贺什么会去购物，为了宣泄郁闷也会去购物，在超市购物时那种“自由选择”的满足感会让高兴者更加高兴，让郁闷者也享受到一种轻度的被麻醉感。
然而，这与公共领域方面的自由选择仍是两回事。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揭示了当代工业社会中的“虚假需求”，它指的是被有控制地释放给民众的需求，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跟着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马尔库塞认为，这些需求的满足也许对个人是不错的，但要警惕这种幸福和满足被用来扼杀我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单向度的人》)。在超级女声的大众狂欢中所呈现出来的“自由选择”，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大家是否会在过了一把“自由选择”的瘾后就洗洗睡了，第二天准时回到现实之中？
当然，超级女声不全是虚假的泡沫，它确有一点点“庶民的胜利”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影子，例如投票选举——有悬念的选举，愿赌服输的游戏心态，允许拉票和组织后援会等等，甚至说它是一种润滑式进入的、天鹅绒式的社会变革的开端也可以，但它毕竟与良好的现代政治文明仍有不少距离:
在短信投票环节，固然每个人都可以投票，但并非是真的“一人一票”，除了比追星激情，也有比财力的问题。而民主制下的直接选举，规定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教授还是不识字者，都只能投出一票。
所谓“大众评委”在残酷的PK环节中，握有生杀大权，但这些“大众评委”也不是真正按恰当的选举程序选举出来的“代议士”，她们只是遭到淘汰的候选人，乃至混进了一些节目工作人员。她们无法代表歌迷，只能代表她们自己。她们作为遭淘汰的候选人，对于尚在场上的选手能否公平地投票，是颇值得怀疑的。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漂亮得让人很舒服的女生(其中不乏唱功很好者)被PK出局。这种规则与现代政治文明中的代议制差之千里——有谁见过一个国家公职选举的某个环节，是由在初选中被淘汰的竞选者的“代表”们来决定还“活着”的选手们的去留？
尤其需要注意到的是，在超女比赛过程中，情绪化、伦理化的“剧场政治”效应随处可见。所谓剧场政治的实质，其实也就是政治上的“追星”。在现代政治的光谱中，剧场化的情形是少不了的，煽情、造势、竞选广告、民众追星情绪和自恋情绪的宣泄，都离不开“剧场”式的各种场合。当然，这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不必凡事都较真。但另一方面，理性的权衡，负责任的投票，对虚假承诺、哗众取宠、黑金政治的警惕，也是现代政治光谱中的应有之义。作为一种公共机制和公共行为，竞选和投票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表现，有努力避免剧场政治的，也有陷入剧场政治的。
就像超级女声比赛中，一些唱功不佳但形象讨巧或性格讨巧或善施泪腺大法的选手会连续晋级那样，在剧场政治中，也会有一些理政能力不佳但形象、语言、性格乃至口音、籍贯、族群身份讨巧的候选人会“脱颖而出”。在拉美和亚洲，一些流行歌星、影视巨星、能言善辩或外形很酷的候选人凭借着“剧场效应”，高票当选为议员或政府领导人；在群众性的、伦理化的“恤孤”、“昭雪”、“忠贞”的主题下，还衍生出妻接夫业、女承父业的家族政治戏剧，选贤任能的原则被抛在一边。
当然，超级女声本质上是一个娱乐工业活动和一场大众狂欢，正如某位隐藏在评委中的导演所说的那样:其实谁胜出、谁败走都无所谓，只要节目好看就行。以“现代政治文明”对超女比赛高标准严要求，要求它选贤任能且十足公平，是过分了一点。
但是，当我们在公共领域和面对自己的切身利益时，就切莫以娱乐、追星、玩票、无所谓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要拿出锁定频道、成立歌迷联盟、辩论说理、积极干预的劲头，来彰显公平正义，来推动和监督公共机制的运行。(作者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