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大在家的，在家，话也不是很多。如果妈妈不忙，我会和她说一些学校的事情，介绍我的朋友们，男的女的都有，她在我后来回去的时候都会问起，张xx怎么样了啊，你怎么不去看李xx啊。

　　我也就跑出去看朋友们。

　　我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就几年吧，我常常会感到自己不负责任。

　　想起来当时妈妈会去山上挖野菜，一麻袋野菜可以到城里卖3块钱，妈妈经常是扛着野菜走18里路到城里卖掉。到了我高中的时候，在我和弟弟的帮助下，她在我家园子里学会了骑自行车。

　　那个时候很不容易，所以当我毕业了，然后又分到了建设部直属的那家设计院的时候，妈妈应该是非常欣慰的。正如我常说的，“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的生活，从出生一直到老，都在为别人而活，一直在奉献。”

　　他们是彻底被牺牲掉的一代。而他们却已经享受这种生活。他们这一代现在的理想也许就是等儿女们结婚了，生了孩子，他们来照看。

　　所以我离开那个设计院的时候，也曾经彷徨。我当时工作，没有回家，可是我知道妈妈一定很开心，遇到打听我的人，会自豪的说，“留在长春了，在设计院工作，每天就画画图，就可以赚钱，还是建设部的呢，那可是干部。”

　　对方就会说：“哎呀还是你家孩子有出息，要是我们家xx能上大学，卖房子也愿意……”

　　在那个小小的村庄，能够走到县城就是一件荣耀的事，或者说，能够出去打工，都是这帮淳朴的村民所羡慕的，对于外面的世界，他们除了电视上熟悉一些，就只剩下惶恐。

　　我那个时候最让他们放心的途径就是好好工作，贴补家用，然后周末了可以回家。然后结婚，“双职工”正儿八经的在我们村里请客吃酒，要老实巴交的爸爸在村里真正的风光一把，直起腰杆。

　　可是我让他们失望了。我选择了为自己而活，我要做新闻，而且我要成为普利策那样的新闻人，我要改变自己，我还要改变世界——我知道希望很小，可是我就是要做，我不要让自己活在遗憾中。

　　所以我就要他们失望了。我当时唯一的借口就是：爸爸妈妈一定会希望他们的孩子更好更快乐，虽然我失去了安逸而富足的工作，但是他们应该会为儿子感到骄傲。

　　然后我就仓皇逃窜。

　　我没敢告诉妈妈。我是偷着走的。

　　我害怕妈妈在村里受到非议，说她的儿子不怎么正经工作，说她的儿子好好的工作不干了现在四处找不到工作——我有一年半的时间在找新闻方面的工作，当时没有一个单位要我，哪怕是没有什么发行量就想骗钱的报纸。我当时什么都不怕，就怕让妈妈担忧，怕妈妈在和村里人家常时谈到我。

　　可是能谈不到么？我相当于失踪了啊。

　　我回到长春并得到了一个小报的面试的时候，妈妈通过我的朋友知道我回长春了。电话打来，一句抱怨也没有，“回家看看吧。”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到我想去的报社，终于到了上海，让母亲可以减少一点担心一点牵挂，总算没有白白浪费那三年的时间。可是这三年同学们都结婚买房生子了，而我两手空空，还遗留债务。

　　妈妈没有一句抱怨，后来我回家，妈妈还是要拿路费给我：“在外面生活不容易。”

　　“你的钱不要给家里寄了，自己攒着点，将来还要买房子娶媳妇呢。”

　　——妈，咱买不起房子。至于媳妇，要钱的媳妇咱不要。

　　“没钱嫁给你干什么？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有什么事打电话回来啊。”

　　可是每次电话回去，妈妈都是说两句，都挺好，然后就匆匆挂掉电话，生怕我浪费电话费。

　　妈妈老了，越来越唠叨；妈妈做完了她能做的一切事情，却没有看到她想的回报。没有儿媳妇，没有孙子孙女，甚至我也一直让她担心，而我都觉得自己也老了，没有普利策，没有燕七，也没有要妈妈放松和开心。(文/秃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