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是去年最有影响的电视节目，也被《新周刊》评为年度电视秀。这个节目没有什么装腔作势之处，有的是实实在在的梦想和实实在在的歌声，比起大台故作深沉的节目多几分生气和活力。
孔庆翔的影响力让中国的电视业开了窍，让普通人站到舞台上展示自己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而且在亚洲卡拉OK向来就流行，从来不乏追捧者。这个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
的痛苦之上的游戏一方面是无伤大雅，另一方面却也让人梦想自己就是歌星。在一向不敢轻易表露自己，不敢“秀”自己的亚洲社会，这种唱歌的游戏的确是最好的表露和展现自己的机会，被日常生活压抑的“狂气”、自己想象的“才气”、自我张扬的“英气”都在这种游戏中表达了出来。其实，《超级女声》的好处就是让你自己来表演，让你索性把卡拉OK放在电视屏幕上，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而今天的中国人伴随着新的经济成长长大的所谓“尿不湿”的一代人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重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渴望表现成了他们的常态，这成功的演艺之梦也是新的“中国梦”的一部分。《超级女声》正好是这种心理的最佳的呈现。敢于上台，不怕露怯，几十秒的瞬间，一群一群地经过台前，正是《超级女声》的大卖点。曾有人对于“民间”的活力极力称赞，其实他所说的那种抽象玄虚的“民间”其实是镜花水月，我们看不到。而在《超级女声》里出现的那些渴望展现自己的人正是活的“民间”，正像我们看到的，这“民间”其实就是被大众文化浸润的东西。大家开起口来都是从王菲到孙燕姿，大家也都通过卡拉OK练过一点演唱。于是，《超级女声》大红大紫就是必然的事情。
这里一面有普通人的胜利，随着比赛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脱颖而出的成功。但另一面我们似乎更加渴望看到的是失败。这种失败不是仅仅唱得跑调或忘词，而是一种“不得体”的表现，一种在电视镜头前的难堪和尴尬。我们看到许多真正吸引人的场面都是这种出乖露丑的被动性，我们觉得电视表现的这种普通人的被动性反而比成功更有趣。唱得好的是来炫技，唱不好的也有天真的希望。但天真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笨拙和可笑。于是，敢于出头的勇敢就多少有点不对头了，这种勇敢变得有点过度，变成了不是勇敢地表现自己，而是勇敢地表现了举止的失当和不合适之感。这似乎多少有点过头。但这却意外或意料中地成了节目的最大卖点。随便是谁，只要有梦想就可以试试，理念或许不坏，也有孔庆翔这样的先例，但结果确是变成了“露怯”的大全。
评委的不假辞色，评的是唱工，但无情的态度才是有趣的地方。我们经常明知对方不行，也还要有所鼓励，给对方留一点希望，也给一点面子。但《超级女声》却是无情的棒喝，和面对棒喝的尴尬。普通人的胜利变成了一种稀少的特例，而无情的嘲弄下的被动性的表现，成了对于希望的挖苦。
这里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有对于失败的蔑视，有一点过度的自负和自大的气概。
中国的电视业总是有一种教训的气息，电视人往往认为自己掌握历史的蓝图，有机会发表各种不得了的高论，往往显得过于高谈阔论和目中无人。这种自负在《超级女声》这样一个娱乐的节目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这未必是真的高明，但却又是我们自己的弱点的表现。我们愿意表示自己的同情的同时也愿意表示自己的高明和明智。我们看到了直截了当的失败，总是有一点莫明的开心，这其实是人性的小小的弱点，不能说我们的精神就“沙化”了，但这样的弱点也不值得让我们流露得这么直接。
看《超级女声》，我常常觉得尴尬的不是那些表演者，反而是我自己，这里用得着莫里哀的妙问：“你笑谁呢？笑你自己。”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