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女”在全国范围的走红，意味着湖南卫视正在修改中国电视业的游戏规则：宣传和规训的规则之外，即将加入更多市场营销的规则
崔永元等央视名人集体炮轰“超级女生”，揭开了央视和湖南卫视交战的序幕。这是威权体制和市场体制并存的必然后果，它们之间的这场激烈博弈，注定要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端。
“超女”在全国范围的走红，意味着湖南卫视正在修改中国电视业的游戏规则：宣传和规训的规则之外，即将加入更多的市场营销的规则。央视则企图捍卫其岌岌可危的文化强权，而隐藏在大义凛然的“高雅”呼声里，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叹惋。
“超女”的主体构架，克隆美国电视栏目，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本土衍生物。从市场化到娱乐八卦化，正是“后资讯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表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默多克新闻集团完成了媒体转型，它旗下的英国《太阳报》，在王室的绯闻报道中开了娱乐主义的先河；而华语媒体的娱乐先锋，则是以狗仔队和揭发明星隐私为主体的《苹果日报》，它一举击败不少传统媒体，在短短数年之内，擢升为香港最重要的媒体之一。这种所谓“苹果化”效应，经过香港、台湾和大陆的一系列迁徙，终于在“超女”这里达到了万众狂欢的高潮。
但若仅仅把“超女”看作娱乐主义的产物，却是不够公正的。湖南卫视的真正创意，就是数百万张手机选票制造的“海选”。由评委和电视台领导决定歌手命运的央视模式，已经被观众投票模式所替代。这场与电信商的合谋，意外地构筑了文化民主的盛大景观。这是“多数人的善政”，也是民众意志和尊严的胜利 尽管计票方式不够透明，但“超女”的意义已经溢出娱乐范畴，成为中国民众的社会参与激情的写照，并将在更大的社会领域产生回响。
不仅如此，“超女”遴选进程中所展示的大众美学趣味，也向固步自封的知识精英主义发出了警告。平常的姿色、走调的歌唱、粗陋的表演、笨拙的主持人对白，人们对这些反智性事物已经视而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对亲自参与偶像(呕像)制造的巨大快感，它像流行性感冒一样在全国传播，最终演化成了一场青春期文化尘暴。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入围前三名的，除了张靓颖外，竟是两名中性化的女孩李宇春和周笔畅。这是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它甚至抛弃了何洁式的阳光女孩，显示出反智美学的诡异。鉴于投票者大多数是青春女孩，一种崭新的女性主义正在呼之欲出。中性女孩不仅要颠覆校园美学的底线，也挑战着中国男权的主流趣味。
但我也注意到这样一个古怪的现象：迫于某种强大的外部压力，湖南卫视已经做出某些耐人寻味的文化妥协
参选者身穿统一的衬衫、领带和裙子，看起来颇似校园制服；歌曲的选择大多是传统老歌，曾经被央视反复演唱；成人化的扭捏的儿童伴舞，拿腔拿调，弥漫着矫饰的气息；更令人吃惊的是，整个现场到处是出局者的眼泪、评委和主持人千篇一律的劝慰、父母的殷切寄语、两代人之间的彼此感谢和勉励，如此等等。
这些老套的国家主义煽情模式，演绎出一种古怪的“哭泣性狂欢”。倪萍式的煽情模式在这里被再度模仿，成为耀眼的道德花边。
如此众多的主流价值元素，被蓄意注入了“超女”演出的图式，暗示出浓烈的规训化色彩，它们不仅要压抑歌手的自由天性，而且旨在表达一种特殊的信号：我们没有反叛，我们依然是被驯化的一代！
一场青春女孩自我表现、张扬个性的赛跑，无力地瘫痪于“乖孩子”的底线上。在“超女”表演的盛大舞台，到处投射着妥协和暧昧的阴影。
“超女”博弈的结局就是如此。我们看见了市场(收视率和广告订单)的胜利 一个新的电视超级市场已经形成，而另一方面，却是令人失望的文化挫败。
“超女”的编导们羞羞答答地开启了一道门缝，却并未实现真正的超越，去完成对于大众人性解放的全面启动。这就是“超女”的大限。
如果它真的无法在博弈中坚守自己的原初立场，而日后的超级女生(超级男生、超级童声、超级老声)继续穿着“制服”、流着眼泪、唱着央视大歌上台，那么她们就应当被命名为“国家女生”，因为那才是一个更为贴切的电视学名。文/朱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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