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满街的人忽然都谈论“超女”，而且据说不为之魂牵梦绕的人都算有毛病，我感到自己很像一只井底之蛙。
谈论又分了等级，街上的人只说喜欢谁，偶尔可能也各为所爱发生口舌之争，坐在书
桌前的人则要引发社会性的深思，有嫌其“恶俗”的，有赞其平民性的，有在其中读出“娱乐自由”和“美学民主”的，甚至还有在其间看出“民主实践”的。
一档娱乐节目弄到亿众瞩目，当然是十分了不起的。不过也只是娱乐而已。电视本身是很强的娱乐工具，“超女”评选又不是“艺术大奖赛”，俗便俗吧，“恶”却也实在谈不上，我没有看出有什么必要把“恶俗”帽子掼过去，然后指望某个英明的人物或者机关出面“严肃风气”，一棒子打杀。
但要说“超女”里面有多少“平民性”，我也感到可疑。观众也好，“超女”也好，不过是媒体商人手中的提线木偶，有什么“平民性”可言？是的，“超女”都是票选出来的，但这与“平民性”有什么关系，规则并不是平民定的，而是商业设计者们千方百计为着调动眼球而设计；主持者及其媒体伙伴从对竞争者报道量的分布都有掌控，与“平民”有什么关系？
从超女比赛中解读出“娱乐自由”、“美学民主”甚至“民主实践”尤其莫名其妙。娱乐自由恐怕自从邓丽君不再挨批的时候就开始了，跟“超女”比赛何干？内衣厂家在商场里搞人体彩绘，没有人会说那是办“艺术节”，实现了“艺术自由”。“美学民主”？无中生有，美学与民主连在一起，算是关公战秦琼吧。尤为离奇的是把“超女”比赛认定为“民主实践”，电影百花奖、电视金鹰奖，都是观众在候选人中投票产生的，没有人把那叫“民主实践”，只因为竞逐“超女”的都不是专业演员就成民主了，因为投票从信件变成手机了就民主了，还是因为竞争者上了电视就民主了？
“超女”评选就是一次大型商业娱乐活动，与芙蓉姐姐、木子美“脱颖而出”有所不同的，只是这个活动因为媒体的策划和组织而有了更大的人气。整个活动显示了娱乐与商业的高度合一，广告商、电信运营商与电视台在活动中完成了分利，围观的媒体通过大量报道也分得了一杯羹，而观众、读者和手机投票者则通过观看、阅读和发送短信的行为完成了自己的娱乐消费。
现代消费早已不是一种“功能性”活动，为加入时尚而付费本身就是一种时尚。有人愿意为衣服上的一块铭牌付出数倍的价格，有人愿意为某种感受的获得而坐进高级会所。“超女”消费成为这一段时间的流行，加入这支时尚大军并不需要高昂的付出，巨大的商机产生于巨量的观看者，每个观看者都在做着集腋成裘的贡献，同时又裹挟着更多的人观看。
时尚是一种社会编码系统，通过不同消费完成了对时尚追逐者的分级工程，最低门槛的时尚级别，就变成了“大众娱乐”。但所谓的“大众娱乐”不是指老少咸宜，“成人扮嫩，少儿装酷”这个基础性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娱乐已经基本不存在有谁不宜的问题。现在，“大众娱乐”指的是“贫富咸宜”，为“超女”而神魂颠倒并不需要起步价，正如成为贝克汉姆迷并不需要门槛。对主持者来说，只要把更多的人培训成小贝迷或者超女迷，这就足以财源滚滚了，只要你变成一个热心人，把小贝迷或超女迷的标签贴在自己的身上，你就完成了一次自我认同、一次身份确认，这隐含了很多次消费。
当然更多的消费是非大众的，也就是有等级的，严格的编码使人各安其位。我可以随便列举时尚级别的标志物：
——别墅、豪华汽车、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证、瑞士名表、XO、生活秘书；
——酒吧、音乐会、网球、现代装修风格、白领楼宇、精品屋、美容院；
——SOHO、流行音乐、小型聚会、名流风尚、个性化装饰、分期付款、同居；
——靠杯酒、仿制名牌、迪厅、网吧、MP3、滑板。
在这些等级中，任何一件更高级的商品的获得，都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参加了一次隐秘的封爵仪式般的满足，但其实等级消费中重要的是“好马配好鞍”，你消费高尔夫时不能打出租车前往。你可以“集中财力办大事”，但当某一商品从时尚品沦落为一件功能性商品时，你仍然没有扔掉，就会清楚地感到身份和地位没有达到水平，而此时，媒体仍在不断向你推送应当积极消费的时尚品和明星的图像诱惑。
“超女”评选这类流行活动，如果说有社会内容，那就是消费与时尚怎样构成了生活的基本图景，如果说有政治也只是“消费的政治”，是时尚消费怎样使人获得满足，以及人的自我认知的碎片化。把商业消费硬往自由、民主或者“民主实践”上靠，是真的不知道这类活动的商业、娱乐与消费实质，还是昧于对社会自由、民主和“民主实践”的含义的了解呢？
如果“超女”消费可以称为“庶民的胜利”、“草根民主的舞台”，恐怕“隔江犹唱后庭花”也可以叫作盛世清音了。问问那些满大街找手机投票的人并不难，看他们到底是在娱乐，还是在过“民主瘾”。想民主也不是不可以，但总不能把哪个商店吸引的人多都当成“庶民胜利”、“草根民主”吧。(本为作者系武汉《长江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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