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戏的一万个观者，有九千九百人在打呵欠，只有一小撮兴致盎然;然而......
几周前，在一家商场门口，我遇见一堆年轻人。他们头顶上有横幅，想必是卖什么东西，或者为谁募捐治病。他们显得兴奋，想必是卖得很好，或募得很好。我捂紧钱包，刚要挤过去，一个姑娘拦住我。她问我：
“你知道李宇春吗？”
“不知道。”
“你知道超级女生吗？”
“不知道。”实际上我听说过一点，但觉得势头不妙，决定不承认。
“……那你总有手机吧？借用一下好吗？”
她脖子下晃着一部手机，左腕上挂着两只手机，右手正持着一只手机。她的同伴也有很多手机，没准儿是抢来的，所以我保护住我的手机，赶紧逃掉了。当天晚上，同些熟人在一起。我们年龄相仿，都自命是本地的文化精英。座上一个人谈起“超级女生”，大家群起而攻。我们的意见是，我们不该看这样的东西，就是看了也不能承认。
那个周末我看了“超级女声”(原来不是“女生”)。下一个周五，一个朋友弄了部小话剧，在大学里演。你不来看看吗？我得了沙眼啦，我说。其实，我是要看电视，看“超级女声”。我又厌恶它，又喜欢它。它有某种吸引力，热闹的场景看着很新鲜。那里面有些彻底的东西。
文化趣味的阶梯是有的，平等主义者也该不会否认。事情经常是，一部戏的一万个观者,有九千九百人在打呵欠，只有一小撮兴致盎然；然而后来,却是这一小撮人的意见被历史采纳,作品的流传与他们的预料一样。他们的评论还给写进教科书,成为后人的指导。通俗文化的代言人憎恨这种局面,我们在近年常能看到争夺大众的文化战争。阶梯的居高者本来不该参加这样的战争，与大众趣味的疏离是保持纯洁的最好办法,并且,当创造力不足时,还是惟一的办法。但时代变了,购买者从贵族变成了大众，你只好卷起裤脚下水。
我喜欢雅一点的东西，一半是确实喜欢，一半是这能标高我的身份。但有时取舍是如此之难。左边有一场好莱坞的电影，右边是一场话剧。在左边，一个胖子正费劲地去穿一条裤子;在右边，面相严肃的知识青年连说14遍“我爱闪电”，那据说是相当深刻的。是去左边享受90分钟的轻松与空洞，还是向右转,折磨自己两个小时,却有可能在琢磨些“真正的事情”？——我不是在说严肃的文化活动就是面孔的严肃，“高雅”意味着缺少生气，相反,最好的作品,是以最大的趣味，吸引到一代代的追随者。但那又是个工作领域，有才能和没才能的人都在那里上班。我曾是爱读小说的人，但第一百次拿起一本文学杂志后，终于永远丢开了。如果连续十年看不到什么好作品，你只好不肯再受“低雅”的罪。
“超级女声”挑起了场小小的文化战争。有批评家沉吟良久，冒出一句“太商业化”，自以为一语致命。这是在夸它呀！它当然是商业化的，它当然是消费主义的，那还用说吗？商业化对“高雅文化”也许是不好的，对通俗文化而言，又有什么不对的？比较有力的批评是“低俗”，让人很难辩解，因为不很清楚批评者的“低”是什么意思，是低劣，还是在文化阶梯上的地位低。
归根结底,每一种文化倾向都因其能创造出好东西而生，无论是短暂的好还是长久的好。精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如果是创造力的竞争,将是所有人之福。如果只是票价或地盘之争，就相反。我是前者的支持者,但十几年来，我得到了什么？一本又一本不堪卒读的书,一幕又一幕低劣的戏,把一个又一个夜晚变成沮丧世界。当然也有好的，但少到如此程度,使你觉得找到它们的代价太高,还不如回过头来,欣赏些可靠的老东西,或者干脆去看“超级女声”。它俗,但制作得很高明,可谓“高俗”。
“超级女声”最有趣的部分，是它的投票过程。这是一个会让习惯于掌握裁定权的人难过万分的事。它不会保证选出最好的歌手——所谓“最好的”，当然是按权威的意见(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意见多数时候是正确的)。它只选出最受大众欢迎的。这是一个会把布什选成总统的过程，也是一个会使《大话西游》流行的过程。我不喜欢《大话西游》，不喜欢这一过程产生的每一结果，不过，我的不喜欢只是我自己的事情，而那边是别人的意见，别人的生活。
中国，虽然有着世俗社会的长久传统，但不断发生的一些事情，令人觉得在有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世俗化，更轻松，更随和一些。做自己的事,让别人去做别的事，这很难吗？如果不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宁可不做自己的事，也要反对别人做别的事。大众喜欢这头水牛,何必要牵来另一头水牛，冲他们嚷嚷:“瞧，真正的水牛来了！这才是血统纯之又纯的水牛！别的都是普通的水牛,这是惟一的真正水牛！”(海涅语)而且问题是,你的好水牛在哪儿呢？6000元一票的帕瓦罗蒂？春节联欢晚会？
作者：刀尔登，六十年代生人，中文系出身，做过行政、研究、编辑等几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