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天意味着什么？对李宇春而言，意味着一个短信明星的诞生！对“超级女声”来说，意味着一个空前的收视奇迹！对中国电视业来说，意味着湖南卫视已成为一个新榜样！
于是，有人高喊学习“超女”好榜样，觉得“超女”是内地电视娱乐的发展趋势；也有人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认为“超女”将把电视娱乐引向深渊……褒贬分明，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无法抹杀的，“超女”引起的最大震荡应当来自业内。
“超级女声”宛如一剂强心针，深深地扎向电视业同行的心底。内地电视娱乐到底何处去，“超级女声”不是惟一答案。
答案，在从业者不断尝试与创新的足音里。
“寓教于乐”不是惟一标准
记者：“超级女声”受到的恶评在内地电视娱乐界有一定的普遍性，这让业内感到收视率与教化选择的两难。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超女”的最大成功就是把娱乐功能还给了电视。传统观念里，所有的节目都应该是有教化功能，但“寓教于乐”现在看来有一定问题。如果一档节目总体上是利大于弊，为什么对那种无害的娱乐横加指责？
记者：现在的一些娱乐节目不低俗，但又板着面孔，看着不舒服。
喻国明：央视春晚节目《卖拐》，不就是一个骗人的小品吗？但看到“忽悠”这件事，大家都觉得很愉快，不也很好吗？所以，娱乐节目不一定非要有什么教化，只要它里面没有违反法律，违反道德伦理就可以了。
记者：具体到“超级女声”呢？
喻国明：其实它是有教化作用的。第一，它可以让老百姓在娱乐的平台上有这种公众投票来进行选择的机会，让人们知道海选、投票，而且投票还真正可以发生作用———这种东西至少训练了我们对于海选的认识，对于民主的感性认识。
记者：对选手来说，教化作用何在？
喻国明：选手是从一个巨大的人群中出来的，在参与中她们获得了“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世界”当中的一些感悟。我们现在的孩子，缺少苦难教育，但实际上社会是很残酷的，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缺少体验。从这一代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通过这种游戏的方式来逐渐接受这样的现实。
底线就是不伤害别人
记者：有人批评“超级女声”置女孩子的尊严于不顾。
喻国明：人一生当中要面对很多考试，不管是面试、考试、求职，都要被人评论。有哪一个面试不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能因为一句话就否定全盘它，那是以偏概全。
记者：是不是可以说，娱乐节目不必非要承载社会责任？
喻国明：对娱乐类节目我们不一定非要它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只要它能舒缓人的情绪，能够给人带来一种快乐，它本身就是一种良好的社会教育。因为现代人在社会的磨合当中已经很痛苦了，它需要一种环境来发泄郁闷的情绪。我们甚至听说，“超级女声”比赛这一天，连刑事案件发生率都下降了。那你说这个事情是正面效果还是负面效果呢？
记者：娱乐节目的游戏底线在哪里？
蔡尚伟(四川大学广播电视研究所所长)：娱乐节目和意识形态的关联相对要少一些，与道德因素的关联要多一些。道德底线是有阶段性的，但不管怎么说，所有道德的最终底线是：一方的底线是以另一方的同等权力为准的，只要不伤害对方的同等权力就行了。
收视率并非万恶之源
记者：“超女”引起很大争议，包括同行也在或隐晦或公开指责。崔永元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可央视本身也实行收视率末位淘汰制。
蔡尚伟：有微辞很正常，这是媒体竞争的结果。
记者：强调收视率与媒体生存压力有关？
蔡尚伟：中国媒体习惯于自觉维护社会传统的道德。公众是希望媒体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的，但媒体也面临生存问题。生存有时候是能与道德和谐相处的，但只是去布道，生存就可能有问题了。
记者：在什么情况下，收视率才不被人病诟？
蔡尚伟：我个人认为在媒体与道德的理想状态下，收视率并非万恶之源。在法律和政策明晰地给出一种界定的情况下，允许媒体自由按照规范去操作，建立公共媒体体系：一部分主流媒体在有序的控制下，按照市场规则去运作；另一部分媒体不考虑商业利益，就是由纳税人的钱或者企业捐赠组成基金会，就只做教育文化类的节目。
娱乐进入多媒体时代
记者：中国媒体处在巨大发展当中，“超女”不单是电视媒体的胜利。
喻国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内容和活动并行的节目，内容它是从屏幕上表现出来的，而活动是通过平面媒体、网络，甚至包括社会拉票这样一种方式，把一个节目第一次发展成群体参与的一项巨大的商业活动。这样一种形式对中国电视业有着巨大的启示。
记者：网络媒体和100多家媒体，也为超女推波助澜。
喻国明：它通过赛事的进程，培养了越来越多的观众，最后男女老幼都看，刚开始可能是网上关注，后来可能平面媒体发现这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而短信投票能增加人的参与感，形成稳定的收视率，你一旦投票了，你就会关注比赛，形成观众的一种忠诚度。然后它再通过PK，形成争议，争议又能形成一个话题，而这个话题又能聚集人气。在中国目前的电视节目营销，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记者：超女宣告了一个多媒体时代的来临？
蔡尚伟：除电视、网络外，还有100多家海内外媒体加入了超女报道行列，庞大阵容表明娱乐进入一个多媒体的时代。
第一个“克隆”最具杀伤力
记者：大家知道，“超女”克隆欧美的节目。
蔡尚伟：湖南卫视在理论上解决得比较彻底的是，不管之前的“玫瑰之约”还是现在的“超级女声”，它都是放开手去做。但其他电视台很多节目都是羞羞答答的，以很多理由来否定所谓“复制”“克隆”。但“克隆”其实在理论上有很大的杀伤力，因为“克隆”的东西是比较成熟的，真正的创新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在阶段性、区域性的市场竞争中，不做第一个做第二个(即“克隆者”)是比较好的。
喻国明：大家都说现在经营难做，广告难做，但是湖南卫视为什么能够用这样一个节目拼掉中央电视台的广告价位呢？这就说明中国的媒介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无非就是说你能不能创新，有没有市场。
记者：“超女”能代表内地电视娱乐的一个方向吗？
蔡尚伟：代表一个方向是可能的，但所有的节目形态都朝这方面走是有失偏颇的。
喻国明：看了超级女声，可能有人会问，那个女生唱得不是很好，但她的人气为什么这么高？因为它不是一个专业的歌手大赛，它实际上就是年轻人的一种青春活力，整个个人魅力的一种展现，无非就是用演唱表演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演唱只是成为一种形式和载体。
大众娱乐从来就是喜新厌旧的。所以到了娱乐节目这一块，它一定要有某种创新在里面。对于大众文化来说，它的内在有值得学习的价值，比如娱乐理念和操作手法，但必须要有创新、改变，要真正挠到大众痒处，才会持久。
真正的狂欢还没到来
记者：“超级女声”很多时候已经超越了湖南卫视的掌握，这是否意味着它的生命已经达到顶点了？
蔡尚伟：中国人口太多，人口的分化在未来会逐渐加剧。对中国未来的娱乐节目，我持客观态度。现在，真正全民狂欢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真正大众狂欢的时代应该是一个宽容的、多元选择的一个相互交融的时代。那时人人都有理性的一面，会很冷静地去对待生活，需要放松的时候，他完全可以用一种非常放松、平和、感性的心态去寻找娱乐。到时候，每个人内心的文化结构都会是比较多元的形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是以人来相对截然划分的。（本报记者 王潇 实习记者 潘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