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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超级女声” 让我们崇高一次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29日10:48 新浪伊人风采

  我一向是拒绝崇高的,尤其是在一档娱乐节目中去发现崇高,其结果往往是费力不讨好,――如果不是被读者大骂虚伪,那肯定被评论家指责为无聊。

  但,因为观察视角的不同,同一个物体往往有差别很大的解读方法:有人说它低俗、有人说它好看,有人从李宇春的流行看到了女权主义审美观的确立,有人从柯以敏的下台看到了公民意识的启蒙;众说纷纭中,观众和读者越发困惑了:评论家们所说的,是同一档节
目吗?怎么他们看到的,和我看到的不一样呢?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一向是把《超级女声》看做一档纯粹的娱乐节目的,然而它的流行范围之广、民众参与之多、媒体关注之热,使它无可避免地成为公众文化事件的时候,我也就不妨崇高一次。崇高一向需要微言大义,那就不妨说得更大一些:和谐社会需要《超级女声》。

  对,您的眼睛没有问题,没错,我说的是“和谐社会”,我说的是“需要”。

  平民文化:挡不住的社会需要

  在论述《超级女声》之前,不妨回看一下近年内地娱乐圈的几首歌曲:从早几年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到去年的《老鼠爱大米》再到今年的《两只蝴蝶》。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他们都深深铭刻着民间话语的烙印,和精英文化的审美情趣格格不入。这些娱乐事件的出现,已经暗示出大众对平民偶像、平民文化需求的旺盛。

  这些草根文化或者说大众文化的流行,迥然不同于传统的造星机制下的生产流程。他们都首先借由网络这一新兴媒体,然后渐次进入报刊、电视、广播这些传统媒体的注意范围,影响逐步扩大并最终成为畅销的文化商品。

  可以说,网络这一新兴媒体的出现和相对普及,已经给需求旺盛的平民文化一个出口,一个无论精英审美情趣喜欢与否注定要兴起的机遇。

  简而言之,就是社会需要大众文化,网络技术提供技术可能。

  而《超级女声》走得更远,它之所以比这些平民偶像来得更加凶猛,因为它自一开始就借助了电视这个传统媒体,相比于的网络,电视无疑处于一种更加强势的地位:数十倍甚至于数百倍的受众注定了它的影响力更大。超女的火爆之后,网络也没有闲着:从新浪官方网站200万的留言,到歌迷自发为自己超女们创建的网络社区。没有网络的推波助澜,《超级女声》想要每周获得数以百万计的短信支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火爆《超女》:本土明星的活力

  我们不仅应该从《超级女声》中看到是平民审美对精英文化的反动,更应该看到本土明星对外来偶像的颠覆。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我不知道别人是否知晓这首歌曲的原唱是谁,反正我只知道是李宇春唱红的,有人告诉我是台湾歌手刘文正的老歌。这其中巨大的反讽意味,值得我们去认真体会:在《超女》之前的流行文化中,国外巨星和港台偶像在青少年中的影响力,怕是远远大于本土的自生偶像的,这一点不需要太多的调查,看看孩子们MP3中的下载目录就可以了。

  外来偶像强大的渗透力,一方面得益于他们成熟的造星机制,一方面也折射出内地流行文化活力的匮乏。《超女》的火爆,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档,显示出本土明星的强大活力。

  在目前的对《超级女声》批评声中,有一点是令人困惑的:同样受到青少年追捧,为什么总有人在痛斥《超级女声》,却没有人指责港台明星?某些人对本土明星的打压和对外来偶像的习以为常,让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也许不能断言他们有文化上的奴才心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对没有“守土有责”的文化使命!

  平民审美:人民才是艺术的主人

  面对大众审美情趣的转化、面对本土明星的兴起,是应该视做洪水猛兽,还是合理疏导?这不但是每一个媒体观察者应该直面的立场,也是媒体主管部门应该慎重的选择。

  其实,回观改革开放20多年来流行文化的趋势,我们是不难得出结论的。邓丽君的歌声曾被指为靡靡之音,李谷一的《乡愿》也曾几乎遭到封杀;最终的结果呢?如果一定要把老百姓喜欢的、无伤大雅的大众文化推向主流话语的反面,如果一定要把平民审美情趣拒绝在主流媒体之外;最终被边缘化的,恐怕不是大众文化,而是所谓的“主流媒体”。

  如今,随着当年邓丽君和李谷一的歌迷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当邓丽君和李谷一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她们的歌声也成为精英审美情趣的钟爱。如果我们把眼光看得更长远一些,今天被视为高雅艺术瑰宝的京剧,300年前也不过是北京天桥地下摆地摊的杂耍;还有开启了一个民族诗歌之门的《诗经》,其中不乏《国风》的俚歌小调。

  从民间流行到登堂入室,所有“高雅艺术”的根源都在民间:人民,才是艺术真正的主人!

  三贴近:从外部规范到内在动力

  或许,我们可以换种表达发式来梳理上面的推理过程:那就是,我们的媒体有没有真正把“三贴近”的原则视为圭皋,真正去体会老百姓真正想要听什么?想要看什么?如何在大众流行文化中再次确定自身的话语权威?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超级女声》无意之间,贴近了大众的审美情趣。李宇春和周笔畅的流行,是和传统的审美观格格不入的,是和媒体自以为是的价值判断相去甚远的,但在《超女》的节目规则下,民众的审美倾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我们经常说,态度决定一切。《超女》的这种平民化态度,使得“三贴近”原则不再是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要求,更成为节目本身取得成功的内在的基本价值取向。

  贴近实际――卡拉OK的流行,是当下民众表达情绪的现实存在,谁说只能你唱我听?当“想唱就唱”这句大白话成为主打歌,当贴近实际成为内在要求,《超级女声》的火爆,实际上就成为一种必然。

  贴近生活――超女们本来就都是邻家女孩;她们走向舞台的每一步,演绎的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种生活。一种不断追求美好、追求成功、超越自己的人生状态。为什么只有明星、大人物才能上电视?《超女》对传统电视表现形态的颠覆,本身就为百姓提供了以勇气挑战生活的机遇。同时,比赛的进程,又是普罗大众生活的某种再现:谁又能够不通过竞争来获得进取,谁又能够不通过超越来实现理想?而《超女》倡导的,恰恰是一种公平竞争的健康价值观。

  贴近群众――这些孩子唱的歌,粗了点,野了点,声音差了点;如果用音乐教授们的标准来看,确实达不到要求。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亿万观众的要求来看呢?歌唱生活,歌唱美好是每个人的权力,群众想要观赏的,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完美的展示,而是追求完美的过程。而《超女》从海选走向决赛的历程,恰恰是这一过程的展示。居高不下的收视率,当然让某些痛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人极为不自在,还是让我们记住那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对于因为“吃不到葡萄”而醋意大发的人,对于那些假“高雅”之名手舞大棒的人,我倒是想轻声地问一句:“您知道三贴近原则吗?”

  和谐社会:让《超女》崇高一次

  当占据了周五夜的《超女》显示出其不可阻挡的势头,当报刊杂志的娱乐头条充斥着《超女》的新闻、评论,我脑海里居然出现了“和谐社会”这样崇高的字眼!

  对不起某些假道学了,请诸位老先生们高抬贵手!笔者丝毫没有冒犯“和谐社会”这一宏大词汇的意思。但在观众票决推选自己喜欢歌手的过程中,我们分明看到了“民主、公平”的光线闪烁;在超女们为竞争对手失利的痛苦流涕中,我脑海中也同样浮现出了“诚信、友爱”的字样;而“充满活力”,不恰恰是《超级女声》当下的真实写照吗!

  当这些描述“和谐社会”的词汇用来描述“超级女声”时,居然同样的恰当!这绝非偶然。因为,只有当下的社会环境,才能产生这样的电视节目。换言之,就是《超级女声》节目暗合了创建和谐社会的心理诉求!

  《现代汉语词典》对“和谐”的定义是:“配合得适当和匀称”。要“配合”,首先就要承认差异化的存在。这不仅包含着对不同利益的尊重,也应该包含对不同理念的尊重。 《超级女声》相比于传统的电视节目,是有不同,是有差异的。但它的出现,弥补了平民审美的空档,弥补了本土明星的缺失,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观赏趣味,使得我们的观众有了更多地选择权。多大比例叫“适当和匀称”,超级女声的高收视率并没有通过行政垄断的方式,也没有“全国一台戏”手段来废弃百姓手中遥控器的功能;不喜欢它的人有权力不看,喜欢它的人也有权力欣赏,这应该是最好的“适当和匀称”!

  而对围绕《超级女声》所引发的种种褒贬不一的评论,意见不一的论述,大可不必诧异,这恰恰是民主社会中的应有之意!不妨用乐理中的“和谐”来消解一下这个命题的沉重:和声,本身就有不同声音混响的意思,有差异,用共鸣,才有“和”;有不同,有相似,才有“谐”。倒是众口一词,离“和谐”更远一些。

  面对《超级女声》这样一个新生事物,面对亿万观众的热情参与,我们不妨以这样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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