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版《VOGUE》“金银满屋”式上市让杂志市场片刻腥风血雨，世界级的杂志巨鳄就在身边，在文化层面上，我们该如何抵御之？

　　8月登陆中国内地的《VOGUE》杂志的文化意义与9月开业的中国香港迪士尼乐园并没有太大区别，它们都营造了一个让人忘记现实的梦幻国度，迪士尼的主角是米老鼠、唐老鸭和其他卡通人物，而《VOGUE》的主角是“MJ”、“女魔头”和其他时尚宠儿，各自在搔首弄

姿地诱惑受众。《新周刊》曾质疑是我们“玩迪士尼还是被迪士尼玩”？在此，我们也该对刚刚在中国内地华丽上市的《VOGUE China》保持文化警醒。

　　以下提供的是我们如何抵御《VOGUE》的若干思考。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我们”并非代指所有人，剔除了那些只懂得服饰与美容的女人，从文化意义上来看，此处的“我们”只是一种时尚意识的存在。

　　在我们学会看重中国服饰文化的传统之时。如史学家布劳德尔(Fernand Braudel)在他的《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中进行了中西方十五世纪以后物质文化方面的比较，以说明二者的消费心态之不同。在服饰类别，他认为中国是“礼仪(礼制)比流行更重要”，于是，中国人的服饰没有流行的时尚，也没有他所谓的要消费更多、享受更好的“消费心态”。但事实上，在明末中国，由于士大夫阶层社会地位的下降与商贾阶层经济势力的跃升，产生“士商相混”的现象，并拥有独特的流行服饰。就如同美国学者布鲁克(Timothy Brook)所指出的：明代服饰和其他物质文明的风尚其实是由精英阶层创造出来的，具有与下层社会区隔的排他性。这些都是千年中国服饰文化发展到巅峰时期所拥有的特性，很显然，我们已经习惯无视这些历史智慧。

　　在我们的杂志学会运用中国的方式来进行融会贯通的对抗之时。由于现在我们没有方法，我们所有的时尚思维只源自巴黎与米兰。也正如欧盟敢于让中国时装纺织品滞留在欧洲的港口，不让我们的服装进入——我们有听说过，LV与GUCCI的货品给中国海关扣押，理由是质量问题和倾销问题吗？又或者，我们能不能这样思考，我们就在那些港口，就在货柜场上举行让他们另眼相看的中国时装秀呢？

　　在我们学会自信之时。日本人的服饰穿着自信，源自他们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也正是如此，和服在日本百货公司的标价，完全不逊于Chanel。正因为我们不敢把汉服表现在时装上，我们不知道在过中秋、端午这样的节日时该穿什么衣服，我们不认为红灯笼有什么不俗的地方，所以内地版《VOGUE》也非常自然地忽视了这种可能。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现在的这本标称“时尚终极追求”的时装杂志更像是一本只懂得缅怀老上海租界的杂志。

　　在我们真正意识这一点——读者最明白什么是好的，而不是编辑们之时。在内地版《VOGUE》中，在每则时装大片之前，非常可笑地标上“根据五组大片，我们总结了今年秋冬的八条黄金着装规律”，并细致地配上搭配指南。而这种做法在法国版和意大利版的《VOGUE》显然是荒唐的。

　　在我们的读者更明白时尚全球化的含义之时。那意味着我们更能容纳多元化，而非只是美国化，或者在时装意义上，它也不是大牌化。

　　多几本《VOGUE》这样的时尚杂志进入中国之时。多几面照妖镜，比如《W》、《V》和《Purple》，把真正地让人成为“VogueishPeople”并让那些予人愉悦的“真时尚”留下，把那些人云亦云的时尚误导赶紧清掉。

　　在我们更能学会维护杂志的品牌，像康泰纳士那样看重《VOGUE》的品牌价值之时。这本杂志的登场经历了漫长的市场研究，才乘坐慢船到中国。而它在其他国家的那些对手们，早已貌似强大地存活了多年。

　　还有还有，在我们的时尚摄影能突破影楼艺术摄影与单手插袋的浮夸；在我们的时尚编辑有自己的权威，有属于自己体系的判断力之时；在我们有自己的时装周，实现中国的时装时间之时；在我们的模特更懂得时尚，而不是只懂得扮麻木和作为一个衣架之时；在我们有多几个李冠毅之时。他们才有冠军意识与毅力去推动中国的东方时装魅力与西方的对话……这些环节都是解决时尚疑惑的关键一环。

　　最最关键的，我们对时尚语言更有自己的研究力。在内地版《VOGUE》上对那些时装大师、小师都一概保留着他们的英文名，没有任何中文翻译，这本身即是一种文化蔑视。在我们对那些时尚敢于吐出我们独特的发音时，我才听到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