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华盛顿后，凯瑟琳来到《华盛顿邮报》上班。在她看来，这样做只是为了保留丈夫的位子，若干年后再传给孩子们，而她不过是两代人之间的桥梁。但对于一直生活在别人阴影下的凯瑟琳来说，这种桥梁性的日子并不好过。她开始尝试着了解自己的潜力和担负起应该的责任。

　　1963年9月20日，凯瑟琳被《华盛顿邮报》董事会推选为董事长。当时，她感觉好像是被人硬推上了这个职位，怀疑自己能否胜任这份工作，但她还是努力在报社寻找一种归属感。不久，又一场悲剧发生了。在菲利普自杀3个月后的某一天，凯瑟琳和朋友们正在《新闻周刊》办公室吃午饭。这时他们听到了美国总统被刺杀身亡的消息。肯尼迪死后，很多美国人认为一个时代结束了。

　　1966年11月，新任总统杜鲁门邀请凯瑟琳出席一个化装舞会。多年来，她一直在别人的阴影下生活，现在她发光的时刻到了。这场舞会为凯瑟琳提供了正式出场的舞台。实际上，在丈夫菲利普死后她一直没有与世隔绝，经常结交一些报业精英和知名人物。凯瑟琳是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应付寡妇和母亲的职责的，她的一个儿子被派往越南战场，另一个儿子却在反战游行中被捕。繁忙的工作使她忽视了对孩子们的教育，结果小儿子把卧室变成了大麻乐园。虽然家务事令她穷于应付，但最大的挑战还是在报社。

　　凯瑟琳最大的长处是善于发现有才华的年轻记者，然后放手让他们去做。在掌管《华盛顿邮报》的第二年，她认识了本·布拉德利。当时布拉德利在邮报集团旗下的《新闻周刊》华盛顿分社工作，出众的才能让人刮目相看。凯瑟琳便把他调到《华盛顿邮报》的重要职位上工作。通过组织和栽培，凯瑟琳建立了一个很强大的团队，准备去迎接各种前所未有的挑战。

　　1971年，邮报的对手《纽约时报》公布了一份美国五角大楼的机密报告，暴露了美国政府当初的对越政策。政府认为《纽约时报》此举损害了国家安全，法院赞同政府的观点，勒令《纽约时报》停止刊登那些文件。这时《华盛顿邮报》也获得了那些文件，凯瑟琳必须决定是否要去冒这个风险。当时她正策划让邮报集团上市，所以这个决定对邮报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1971年6月18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政府文件。美国政府立即提出诉讼。所有办报的人都开始担心，邮报是否会因此而被裁定“叛国”，这是决定报纸生存的关键时刻。出人意料的是，高等法院以一个里程碑式的决议判定《华盛顿邮报》无罪。这项裁决改变了美国的新闻业，也令凯瑟琳从此声名远扬，因为此事向世界表明，她办报纸不会因为总统说噤声就噤声。在美国共和国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一年后，《华盛顿邮报》又迎来了另一历史事件。记者鲍伯·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开始调查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遭人行窃事宜，结果他们挖出了爆炸性的消息：此事和民主党争取总统连任有关。凯瑟琳奇怪为什么只有《华盛顿邮报》掌握了这条消息，并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如果这真是个大新闻，别家报社的人都跑到哪儿去了？”她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当美国前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听到这件事后，当面指责并威胁凯瑟琳，如果她发表那篇文章后果将不堪设想。米切尔充满敌意和鄙视女性的语言非常露骨，让人难以入耳。而那件逐渐浮出水面的丑闻也让凯瑟琳笑不出来。事态的发展使她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处境，连基辛格都对他们说“这样会毁掉报纸”。然而《华盛顿邮报》还是坚持了下来。记者伍德沃德通过秘密渠道，也就是从日后被世人称为“深喉”的人那里，证实了他们已经掌握的消息。尽管伍德沃德甚至不愿意告诉凯瑟琳“深喉”是谁，但凯瑟琳仍然坚定地投了赞成票。她知道这种调查将耗费巨资，但《华盛顿邮报》不改初衷，最后终于真相大白。这次“水门事件”不仅改变了美国政治，也彻底改变了凯瑟琳。1974年8月9日，理查德·尼克松宣布辞职，在告别白宫时，他说：“在英语里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我只能用法语说‘再会’。我们会再见的。”《华盛顿邮报》成功揭露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总统掩盖丑闻的内幕。但是作为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一份报纸，凯瑟琳和她的同事们得到的却是社会各界褒贬不同的反应。

　　执掌《华盛顿邮报》10年之后，凯瑟琳终于成为报社的灵魂人物。尽管她确立了自己报业巨头的形象，但在首席执行官的位子上仍然有些不知所措。她总是觉得那些读过商科学校的男性都比她高明。事实上，他们不见得比她高明。很多精英认为凯瑟琳的智慧超越了财富500强企业中90%以上的首席执行官，可她自己从不这么想，总觉得自己是被哈哈镜夸大了。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在美国的传媒企业还处于婴儿期的时候，凯瑟琳在投资人沃伦·巴菲特的帮助下缔造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媒体王国。《华盛顿邮报》的发行量达到了825000份，《新闻周刊》的发行量则上升了一倍。她令集团拥有的电视台从2家增加到了6家，还买下了一个巨大的有线电视网，业绩惊人。集团的市值增长到40亿美元，凯瑟琳逐渐成长为商界女强人。

　　但是，凯瑟琳的管理技巧还是有所欠缺。尽管她从不认为自己会令人生畏，可那些不了解她的底层职员觉得她很难接近，他们一听说大老板来了就会双腿发抖。其实员工害怕的不仅是凯瑟琳的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集团旗下的《新闻周刊》杂志出现了大比例的人员调整，这令他们人人自危。凯瑟琳不知道如何解雇人。人们总是习惯用更高的标准要求女性，所以她到底是不是无情的上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所做的任何一件即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也会受到指摘。人们无法想像也不能接受，在20世纪60年代某家大公司最重要的决策都掌握在一名女性手中。她出现在每个董事会上，是行业中各个委员会的成员。在收到的董事会成员或者是行业委员的合影中，她总是画面里惟一的女人。这在当时是罕见的现象。

　　1979年，凯瑟琳决定让儿子唐纳德担任报纸的发行人。这时她取得的成就已经超越了人们对性别的争论。20世纪80年代，凯瑟琳成为华盛顿特区最有权力的女性之一。她像她父亲那样受人尊敬，像她丈夫那样令人欣赏，同时也像她母亲那样具有威慑力。

　　1993年凯瑟琳正式卸下《华盛顿邮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一直在整理着自己的故事，其贡献在于打破了美国社会中的性别界限。凯瑟琳一生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她找到了克服自己不安全因素的力量。她本来可以享受清净、舒适的生活，但她却勇敢去挑战困境，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华盛顿邮报》就是她的杰作，人们会记住她，因为她勇敢地接受了这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同时出色地完成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