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90年代，伦敦遭受过几次瘟疫的袭击。在高峰期，一个星期可以夺走上千人的生命。如果出现症状，七成得死。有能力的人都逃离了伦敦，剧院也关门了。莎士比亚的剧作家生涯多次因为瘟疫而中断。为防瘟疫，女王和伦敦市政厅可以随时决定关闭剧院的时间。由此，死亡的魅力经常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回响，“一种局促而僵硬的恐怖充斥我的血脉。我的头发在震惊不已的头顶直立。我的眼球准备转动，充满了泪水。我飞快的笔杆下写出的字比胆汁还要苦。我尝试但仍然不忍想像，我的国家被折磨得肝肠寸断”。

　　1596年8月，在斯特拉福德，莎士比亚的家笼罩在悲哀之中。他惟一的儿子哈姆内特被瘟疫夺去了年仅11岁的生命。莎士比亚痛苦万分，“悲哀代替了不在我眼前的孩子的地位。他躺在床上，陪着我到东到西，装扮出他美妙的神情，复述他的言语，提醒我他一切可爱的美点，使我看见他遗蜕的衣服”。(《约翰王》第三幕第四场)

　　16世纪90年代末，莎士比亚创作了更具深度的戏剧，似乎正是他人生经验的映照。人们经常会把他儿子哈姆内特的死与他的伟大戏剧《哈姆雷特》联系起来，因为他对哈姆雷特充满了迷恋和激情，“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哈姆雷特》让人们看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莎士比亚的烦恼还远没有终结。不久，他们的剧院被禁止在伦敦演出。伦敦城的旧势力反对这种新兴的大众娱乐，认为他们是反神明的、不道德的。但是莎士比亚和同事们并不气馁，他们拆掉了旧的剧院，把所有木板都运到了河对岸，在妓院、赌场与马戏团之间建起了新的圆形剧场。那是当时最豪华的剧院，莎士比亚还拥有10%的价值不菲的股份，这为他带来了不少财富，剧团也赢得了人们的赞誉。

　　在新圆形剧场演出的第一出剧目是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他为剧院写的剧本是没有布景的，只有日光和简单的戏服，他惟一的工具是剧中人物的语言。他的文字里充满天马行空的想像，充满对人性的详尽描述，充满戏剧冲突，观众要一边听一边想像剧中的情景。《哈姆雷特》的开场白就是一例，开始的六行描述了时间已过午夜，而且天气严寒，精彩的文字为在白天下午看戏的人们搭起了一个充满想像力的舞台。

　　莎士比亚做演员的经历，使他在写作技巧上大为受益。他写出了演员的基本功，写出了演员感性的一面，也写出了演员演绎角色时应有的技巧。有趣的是，他称自己为诗人，而不是剧作家或者演员。没有人否认他对自己的评价，因为是他把语言升华了，把经验浓缩成文字，这也只有诗人才能办得到。在一个语言发展鼎盛的年代，莎士比亚的文字彻底改变了英语世界。他的题材来自不同的灵感，有的甚至是来自正在公演的戏剧。与大多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一样，莎士比亚要自己挖掘题材。他的戏剧基本上不是凭空想像的，大多以历史或流传中的故事为蓝本。

　　17世纪初，莎士比亚的作品起了变化。他对人生越来越观察入微，写出了更具震撼力和冲击力的剧本。1603年，英王詹姆斯一世登基，莎士比亚的演员成为御用演员，即国王与宫廷的专用演员。在当时莎士比亚是顶尖剧作家，获得了无上的荣誉，还成了一位绅士。他剧作生涯当中最辉煌的岁月开始了。1604年到1607年之间，莎士比亚创作了《奥赛罗》、《麦克白》和《李尔王》三出伟大的戏剧。悲剧是莎士比亚作品的中心，剧中暴力、压力引起悲剧的角色冲突，对莎士比亚有特别的吸引力，一般认为这是他心路历程的一种体现，例如在《奥赛罗》中深刻的人性心理描写；又如在《李尔王》中贪恋权力的衰败老人的悲剧；再如《哈姆雷特》中温和的王子却在整部戏中大发雷霆。这些悲剧、这些复杂的人物，让人们窥探到莎士比亚内心的思想和最深沉情感。

　　中年时期的莎士比亚越来越关注与女儿的关系，这在他后期戏剧当中经常反映出来。他把一个以女儿为中心的父亲展现在人们面前，比如《辛白林》、《冬天的故事》、《暴风雨》。正因为如此，他写出了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悲剧《李尔王》，这是詹姆斯一世时期最具影响力、最动人的杰出作品。在莎士比亚最后一部戏剧《暴风雨》中，普罗斯彼罗这个角色昭显了他的晚年景象。整出戏中普罗斯彼罗都戴着面具，富于娱乐性。人们可以在普罗斯彼罗和面具制作者之间找到共同点，而莎士比亚就是娱乐的创作人。具有启示意义的是，普罗斯彼罗虽然具有法力，可最后他却放弃了法力恢复到了普通人的身份。

　　1613年的夏天，圆形剧场在演出《亨利八世》的时候被烧成了灰烬。新的圆形剧场迅速得以重建，但是已经没有莎士比亚了。那场大火是他事业的终结，他退休回到了斯特拉福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