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

　　志愿者 志愿者元年，公民元年

　　2008年发生了两件事，对中国来说是一件是喜，一件是丧。由这两件事，让我们记住了一个人：志愿者。

　　69年前，在五台山工作的一个医生的死感动了毛泽东。由此写下让亿万中国人传颂的老三篇之一《纪念白求恩》。他认为这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我看到这里时，感动一种毛骨悚然的望而生畏。现在想想，包括雷锋在内，他们都是志愿者。只是，做一个志愿者真的就要那么高尚、那么纯粹、那么有道德、那么低级趣味以及有益于人民？

　　5.12地震后一周，通过共青团系统报名参加抗震救灾的志愿者达到106万。据粗略估算，成都市民约占10万，其余更多来自川外。这些自发的人群从各个角落里涌来：有的是退役军人，有的是休假的现役军人，有的是医学院的学生，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高中生。

　　山东莒县洛河镇东皂湖村的10位农民开三轮，跋山涉水2300多公里到四川救援，一人带一把铁锨，一把镢头，买了100斤煎饼，想出点儿力。浙江商人陈光标带着60部挖掘设备风雨兼程，比解放军还早到北川。他们用推土机推开一个简易停机坪不过两个小时，国家领导人的直升机降落其上。

　　说起北京奥运会志愿者，170万是伦敦市长在最近演讲时反复提到的数字，伦敦市长说：“这是我们将很难超越北京的原因。”悉尼奥运会的志愿者是4.7万人，雅典是7万人。如同张艺谋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所展示的那样，铺天盖地的人流如前赴后继的血小板，在多难兴邦的中国的伤口上和每一次危机面前，给我们这个民族以力量。

　　我在《天府早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叫做《他一个人在战斗》，说的是一个叫做刘猛的大学心理老师，和他一起工作的心理志愿者大概前后有2000名，但他们潮水般地来了，又潮水般地走了，只有他请了长假，长驻灾区进行系统的心理援助；坚持5个月后，都江堰最后一个民间心理援助工作站面临无资金支持的困境……

　　在四川都江堰灾区做志愿者时，我和刘猛一起工作了一个星期。惭愧地说，我也是潮水般离去的志愿者之一。刘猛的悲剧在于他试图坚持民间的属性，而不愿从属于任何一个官方机构。最后他渐渐走上了带有一条悲剧色彩的“殉难者”的道路。

　　对大多数人来说，志愿者只是人生的一个小小浪花，我们终究还要退潮，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中去，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如果志愿者运动仅仅局限于此，这场灾难就会成为一场狂欢，我们消费悲情和罪感，我们宣泄仁慈和爱心，曲终人散，人去楼空后，只剩下一地鸡毛？

　　中国还有墨家思想这样的本土资源，这些穿褐衣，着草履的墨者，提出“兼爱、非攻”，还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他们是中国最早的志愿者的种子。但这些“赴汤蹈刃，死不旋踵”的家伙最终还是湮灭于历史的硝烟中。他们证明，即使是组织最严密的志愿者组织，也无法对抗强大的社会惰性，理想主义的脆弱就在于经不起现实的考验。难道志愿者注定只是一种充满绝望的意淫吗？在美国，十三岁以上人口中的一半每周平均志愿服务四个小时；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国人向慈善事业捐献，每个家庭平均每年捐献一千美元。美国评论家勒纳说，美国是一个“参与者的国家”。志愿者塑造了美国人的性格。

　　和毛泽东观点相反，我接触的很多美国志愿者并未把他们做的事看得高尚，而仅仅把它当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有人说，921南投地震是台湾志愿者运动的里程碑，中国发生的一幕仿佛是当年的重演，真的如此吗？

　　如果我们将经济比作骨骼、政治比作肉体、那么社区团体就是毛细血管。志愿者只有从社区出发，才能在“看不见”的地方行使最微小、最琐碎、最独立的任务。只有这样，公民这个词才不会只出现在学者慷慨激昂的滔滔论文中，只有这样，我们的爱心才不会有分别心——我们对千里之外的人们赴汤蹈火，却对隔壁的丧父孩子置若罔闻。

　　也许2008年对所有中国人来说的意义在于，在我们告别同志之一理想主义的名词之后，开始走向另一个称谓所形容的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