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朋友的家庭聚会，有幸认识了当地颇具名气的私立医院的院长王先生。当我问及他的发家史时，这个中年男人看上去竟带着几分与他的年龄和阅历不太相称的腼腆。伴着清凉的晚风，在朋友家宽阔的露台上，他向我讲诉了自己的经历：

　　那一年我26岁，是当时分到那家公立医院的第一个研究生。医院有一条内部规定，医生的工资和奖金是与自己的业务量相挂钩的。也就是说你所开处方的多少、患者购买药量的大小和所做辅助检查的费用都将直接影响你当月的收入。正是在这种机制的鼓舞下，许多医生不管患者的病情轻重，总要叫他去各个辅助科室走一遭，做着没有多少必要的这样或那样的化验与检查，并在开处方时尽量开得贵一点、多一点。最初我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并没感觉有什么不妥。因为这种事情在医疗部门甚至在一些患者的眼里，几乎就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直到有一天，从一个农民哀伤的眼神中，我看到了自己卑贱、猥琐的灵魂。

　　那一天，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模样的人走进我的诊室。我为他诊断后，确定他只是得了农村人因为不讲卫生而经常患的肠道寄生虫病。检查完了，我正要开化验单让他去化验一下大便，不经意间抬起头时，却见他正怯怯地看着我，“医生，我的病严重吗？要治得花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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