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晃眼的白大褂里裹着的面孔都像是雕刻出来的，没有表情，如果我一定要给它们命名的话，只能是冷漠。记忆中只有小学和中学时最阴险的老师对我用过这个表情，通常是我干了些大逆不道的事之后，他们会这样走到我的面前，说：“郑平，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转身，走在我的前面。那时所有老师的背影都是高大的，因而对我来说也是极有威慑力量的，我不得不猜测：他肯定在琢磨什么折磨我的损招呢。我承认我虽然淘气，经常惹祸，但本质上我打小就是个胆小的孩子，跟在这样的背影后面，总是觉得恐惧。

　　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没有问题，能在符合国际比赛标准的足球场上奔跑90分钟，能一次喝光三个56度的小二或者八瓶啤酒。但是这都没用，现在我的身体乃至生命都得听这些白大褂的。即使我现在能与一头牛或者一头狮子搏斗，而白大褂们说我身患绝症，最多只能活到明天，我仍然会魂飞魄散，面如死灰。在绝望的第一波迎头打击下，假如我有足够的坚强，我将会强忍着悲痛向他们询问救活自己的办法，然后安排自己的后事。

　　有许多事情你可以跟别人较劲，也可以跟自己较劲。但是我知道这和恶毒诅咒是不同的，我可以像不相信那些说我明天就要死去的诅咒一样，不相信白大褂的话，但是我却绝对不敢像不理睬诅咒那样，对白大褂的话不予理睬。

　　但是凭什么？那些古里古怪的仪器和那些试管试剂再加上这些到处像幽灵一样飘荡的白大褂，本身构成一台巨大的权威仪器。我能踢球，能喝酒，这些却都不能证明我健康，我得在一系列见鬼的化验单子上填上一大堆一大堆表示合格、没有问题的阴性符号，然后才能确信这么美好而灿烂的阳光仍然属于自己，才能确信每一个在我面前经过的美女仍然是我世界里的美好。这样一来，我的身体和生命的存在与健康，不是为了踢球吃喝，而仅仅是为了安全地通过这个弥漫着来苏水味道的阴险长廊。

　　一个老人有一句至理名言：要死的病医院治不了，死不了的病用不着去医院。当时儿女们说服他去医院检查，他用这句话拒绝了。他是我爷爷，86岁时安详地死去。(文/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