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大学生就业高峰期。近日，记者在广州多家人才市场调查时发现，“用人单位不愿招女大学生的现象，目前仍普遍存在”。“谈恋爱、生孩子会影响工作，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是一些用人单位对应聘女生说“不”的主要理由。(《信息时报》7月1日)

　　对此，不少专业人士认为，虽然人才市场上确实存在“性别壁垒”，但女大学生们不应该一味消极抱怨用人单位性别歧视，更应“多找自身原因”，通过提升知识水平和个人

能力，“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

　　确实，从市场自利的角度来看，一些用人单位之所以对女生“另眼相看”，除了传统的性别偏见之外，经济上雇佣成本过高才是更深层的原因。也就是说，由于生理(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原因，企业所需负担的女性就业成本一般比男性更高。因此，用人单位不愿招女性，确有某种不得已的成分，不应“一味消极抱怨”。毕竟，企业不是福利机构，以最小的人力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本性所在。

　　如何化解这一歧视明显的就业困局，降低女性就业成本，除了有关专家建议的“多找自身原因”之外，笔者以为，政府也应有所作为———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比女大学生们单纯“自找原因”，更为关键。

　　首先，女性由于生理原因带来的就业成本增加，具有不可克服的必然性，不是一句简单的“自找原因”、“提升能力”，就能轻松弥补、消除的———再怎么“提升”，结婚生育总是大多数女性免不了的人生需要。因此，把市场不愿意招女生的责任，推给用人单位固然不公允，而过分强调女性自身的局限，同样有失公允。显然，面对这种由“市场失灵”带来的就业不公，政府必须出面干预、引导，并通过法律、经济等各种调节手段，降低女性过高的就业成本。

　　更重要的是，站在整个社会性别秩序和谐的角度来看，保障女性平等就业权，不仅是市场问题，更是一个基本的社会伦理问题。因为说到底，由于生理原因而增加的女性就业成本，从本质上说，并非单纯的个人生活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问题。毕竟，怀孕也好，分娩、哺乳也罢，都是人类自我繁衍、延续必不可少的生理基础。换言之，是女性以她们的身体承担、维系着最主要的人类存续责任。显然，女性为这种责任而付出的代价，不能由她们独自“埋单”，社会、政府都有义务给予分担、补偿。

　　而从现实看，在降低女性就业成本的制度化建设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一方面，虽然《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对就业歧视早已做出禁止性规定，但由于条文过于抽象，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以及制度化的配套措施，这些禁令很大程度上仍还停留在纸面上，无法对就业性别歧视构成真正的打击。另一方面，由于生育的社会保障和补偿机制还不健全，大量的女性就业成本，主要还是由企业或者女性个人承担，在利益驱动下，“性别壁垒”成为普遍现象。

　　消除就业性别歧视，需要用人单位和女性本身的努力，更需要政府和社会的积极作为。相对而言，后者更显重要。(文/张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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