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艳军

　　中国男人传统尚大。戴上乌纱帽，听下面的小民一声声叫“大人”，心里就飘飘然，觉得十分受用。戴不上乌纱帽的草民，也并不甘愿只做“小人”的，回到家里，在老婆孩子面前，他就是大人了。于是，男人就放出豪言壮语，做男人当做大男人，大丈夫要做大事，比如治国平天下一类的；要有大气魄，志在四方，登高时能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要宽宏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打断门牙流了血，一口吐了完了。

　　相形之下，小男人就不同了。他们成天围着油盐柴米转，对治国安邦一窍不通；他们鼠目寸光，井底之蛙，只盼着明天锅里多一把小米；他们斤斤计较，为一只苍蝇是公的还是母的争得面红耳赤，拳脚相加。

　　原以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大丈夫并不包含身材魁梧这一层，因为很多白面书生常常成为歌颂的对象，比如许仙，比如张君瑞。然而读《战国策》，见“邹忌修八尺有余，形貌籦丽”，其间掩饰不住赞美之情，便觉男人以高大为美并不只是现在的事。这样的观念还可以从反面得以说明，武大郎不就是么？红杏出墙，戴了绿帽不说，还命丧红颜。小男人无命消受，艳福未必不是艳祸啊。

　　不过，历史上有不少体形并不魁梧的男人却能成就大事业，远者如法兰西的拿破仑，近者如中国的邓小平。

　　其实，男人的“大”是女人的“小”衬托出来的。男人明白这个道理后，就开始让女人“小”。处心积虑地让女人甘于做小事，诸如采菜摘果，养小赡老，扫地煮饭之类的。人类社会从母系过渡父系，我想跟这一变化是息息相关的。

　　后来，男人进一步要求女人形体小，娇小玲珑如赵飞燕者，备受男人宠爱，引起男人无限惜香怜玉之情。以至于竟把女子的脚紧紧捆缚起来，造就无数三寸金莲，这时候，大男人的心理就大得有些变态了。可是，这变态还没完，有成变态狂的趋势。大男人的曾祖父或高祖父们在要女人小的同时，其实也是要女人大的。那就是屁股要大，生个十胎八胎的，使得儿孙满堂，人丁兴旺，香火缭绕不断。现在计划生育了，大男人不要“肥臀”，转而要“丰乳”了。有个叫莫言的大作家，却一个都不想少，写了一本书，名曰《丰乳肥臀》。男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莫言也欣欣然拿走了《大家》的10万元奖金。

　　大男人常自高自大，开口就是“我大汉”，“我大唐”，“我大宋”，“我大元”，“我大清”。然而，匈奴铁蹄踏来之时，汉皇为首的一大帮大男人竟都成了缩头乌龟，窝囊废，倒是一个小女子王昭君成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了。虽然如此，大男人并不记小女人之恩，他们自己本事不够大，坏了事业，丢了江山，却又说女人是祸水。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里有言：“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它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的确给貂蝉害死了。”这样的“中国的男人”就是无赖小人了。西方的男人想必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把“人造的”写作man-made，而不是human-made，更不是woman-made。女人似乎压根儿都没有被列入“人”的范围。与这些大男人相反，事实上，小女人往往有着博大的胸怀，她们慈悲、宽容、仁爱，定是引领人类走向真善美的伟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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