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在的眼光看，祖父母的婚姻，是一场典型的买卖婚姻。用五块大洋，十坛酒、两匹布，换取一个年轻女子一生的幸福。

　　骑在毛驴之上罩着红盖头的祖母，心里有那么一丝恐惧和惊慌。可像村子里其他姑娘一样，她知道这是必经之路。祖母对未来的全部了解，仅仅来自娘的絮叨：一个殷实人家，一个健壮实诚的汉子，一些年幼的弟妹。

　　祖父是一个慈眉善目、性情温和的男人，可他并不合适长子的角色。除了喜爱那些书角翻卷的线装书外，他既感觉不到家族的破败，也对家里的大小事务缺乏兴趣。他坐在院子里摇着扇子翻动书本，孩子们满地乱跑，祖母满身泥土地跟着工匠和泥搬砖，赶在夏季的暴雨来临之前，把漏水的屋顶彻底翻修一遍。

　　担子全在祖母肩头。她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的婚姻，一切都理所应当，都是她必须的付出。如果当年那头驴把她驮到另外一户人家，她也不认为生活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她不过是家族延续中一个细小的支脉，其原有的姓氏根本进不了家谱。

　　不管在外人眼里，还是祖母心里，“当家的”都是祖父。虽然他无所事事，可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依靠。这依靠很快就随着祖父的突然离世而轰然倒塌。悲伤来得猝不及防，又很快就在重压之下变得麻木。六七年的婚姻，留给祖母一个新的姓氏，几个儿女，三间瓦房，漫长而孤独的寡居岁月。

　　从父亲去省城读书的那天起，祖母就在琢磨父亲的亲事。她相中了一个女孩子，父亲的初中同学。祖母不认为这是包办，两家人知根知底儿，两家孩子也打小就认识。女孩子喜欢父亲，有事儿没事来串门，帮祖母打扫院子做针线。她的健壮、能干、好心地，很得祖母欢心。

　　当父亲以“没有共同语言”为由拒绝这门亲事之时，祖母黯然神伤。她赌气将儿子赶出门，倔强的儿子竟然也就一去不返，大半年时间没回一次家。最终，祖母托人带话给父亲，让他带他的女同学一起回家。

　　祖母只看了母亲一眼，就认定父亲会跟她受苦。眼前的这个女学生，肩不能挑背不能扛，连饭都只能吃那么一小口，能行吗？成家，不就是两个人踏踏实实过日子？洗衣做饭养孩子，不比识文断字重要？

　　祖母的反对只能为父亲的爱情增加某种浪漫色彩。他义无返顾地带着母亲领回了结婚证。在单位分的一间小平房里，两张单人床并为一张。父亲给母亲买了身新衣服，母亲用自己攒的一点儿钱，替父亲偿还买自行车欠的债。从此之后，他们的工资成为公用，他们的所有财产，就是屋里目光所及的一切。类似群体主义的大家庭，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

　　很快就有了儿女，日子变得忙碌而琐碎。两个人时时会生出些争吵，为了家务事，为了钱，为了孩子。吵得厉害了，就找人去评理。邻居也来劝架，批评劝解，和稀泥似的各打五十大板，最终的目标是好好过日子。架吵急了，也说离婚。孩子一人一个，存折里那一点儿钱，一人一半。每个月的收入，工资单上写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偶尔，母亲也想，如果她嫁给的是另一个人，而不是一无所有的父亲，生活也许会是另一副模样。一切不过想想而已，真要离婚，可没那么简单。别说迈不过自己心里的坎儿，连单位领导都不同意呢，到哪儿再找间房子，让你们各住各的？再说，谁的日子不在辛苦劳碌中过？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而不是相互独立的你我。

　　不像祖母和母亲，作为现代都市的才智白领，她从一开始就认定，婚姻是一个股份制的情感公司，婚姻中的两个人，是股份制合作的股东。

　　爱情是难分彼此的，但爱情中的物质付出，却可以各自买单。她之所以坚持如此，是因为相信，经济的独立，是情感独立的基础。在爱情中，各自支付成本，才会慎重投资、彼此珍惜，希望付出能有高回报。

　　他们的婚姻，不需要两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同意，惟一需要的是将各自现在和未来的财产划分清楚。

　　在一个将“车房兼备”写进征婚启事的年代，他们不再一无所有。婚前财产公证是必须的手续，婚礼的预算也按比例支付。他们牵着手去选新房，在购房合同上签上两个人的名字，在房屋拥有权的比例份额中，各占50%。一切都有律师在场，经法律认定。

　　爱情股份制公司开张的第一天，他们就坐下来制定“公司”合约。一切可能引起纠纷的家庭事务，比如日常家庭费用的支出、家务事的分配、何时拜访父母等等，都经过双方商讨和认可，写进合约。

　　他们也争吵。可这是个人隐私，别人无权干涉。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批评教育或劝说，而是白纸黑字的合同或制度。情绪可以变化，制度坚如磐石。谁该洗衣服，谁该打扫房间，何时去看父母，一切都有规定。既然是股份制合作，就必须责、权、利分明。

　　家是共同的，但家里的许多内容，却是“产权明晰”。比如，各自的存款、各自的电脑，各自的私人空间……

　　此时，家不再是不分彼此的大集体，更强调对个人利益和私有产权的保护。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家，但我们更是独立的股东。(文/冯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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