啸林在上海呆了一个多月，一度表现不错，我刚刚对新生活充满希望，却听到他说，“手机风波”在他心头还留着“疙瘩”，他不过是在众人的劝说下权且相信了我，还是觉得我可能有问题。我的心一下子凉了。正好他提出驾照被扣了，想回家去缴罚款拿回驾照，我就给了他一万元，并找了个合适的机会提出离婚，说希望和他好离好散。他临走前，在站台上与我话别，说得很动人，说我一个人在上海，他很不放心。我俩都哭了，泪眼模糊中我还有些后悔，觉得不该提离婚。
雨花自嘲地笑笑：“基于这种想法，2005年春节我回家过年，但我发现，那一万元啸林除了缴纳罚款拿回驾照，剩下的都投在了赌场上，过年时根本没钱用。我对他彻底失望了。”
离婚的事，一拖就是一年多，我一方面在上海很忙，一方面我也不敢催啸林，怕他恼了，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今年4月底，我妈妈跌了一跤，住进医院，因她身体一向硬朗，亲友们就劝我不要着急回去探病，担心我回到家乡啸林再找我麻烦。谁知一个月后妈妈病危，我火速赶回家乡，连家都不敢回，直接到了医院。一个熟人在医院里碰到我后，告诉了啸林。他赶到医院，当着我妈妈的面，对我还算客气，让我回家。我说我得留在妈妈身边。第二天，我给他发信息，还是想和他好离好散，约他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但当我坐车去民政局时收到他的短信，他说要和我同归于尽。我担心他说得出做得到，就没敢下车，躲到了亲戚家。然后，我通过律师和啸林沟通，他对律师说话说得很凶，我只好骗他我回上海了，其实还守在妈妈的病床边。
6月初，我买好次日回上海的机票，当晚陪护妈妈。见病床边没别人，妈妈哭了，说她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她始终不相信啸林是个坏人，还嘱咐我万一我们离婚了，他遇到困难时，我的亲友们还是得尽力去帮助他。面对妈妈的善良，我说不出一句话。十几分钟后，妈妈不放心地离开了人间。葬礼上，人人都对我讲，自打我去了上海，开朗的母亲就像变了个人，见到我的朋友就落泪。我非常难过，决心要离婚，不想让亲友时刻为我担心了。
我回到上海，想好好做生意，为女儿积攒学费。但“屋漏偏逢连夜雨”，我承包的柜台，经营了一个半月就亏损近3万元，连工人的薪水都付不出。工人在公司闹到晚上10点多，我真的连跳楼的心都有了。我一位亲戚像是有心灵感应，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不敢讲实话，只好哭着说：“我真的不想做人了，做人怎么这么难啊？！”
没过几天，女儿从家乡打来电话，说新学期开学后要交500元学费，还要交生活费，加起来得2000元。我手头一分钱都拿不出，打电话与啸林协商，他只是威胁我不许和他离婚，女儿的事他说他不管。第二天晚上11点多，女儿又为读书的事打来电话，哭着问我，是不是我和啸林都不想要她了，她是不是不能再去读书了？我心如刀割。最后，在亲戚的帮助下，我总算帮女儿筹齐了这笔钱。
雨花最后告诉我，她和啸林做生意时欠下的债务，她已用自己买断工龄和在上海做生意的钱还掉一大半，啸林不仅不领情，还怀疑她的钱“来路不正”。因事业不顺利，女儿将来读书还得花钱，她压力很大。但与经济上的负担相比，她最无法面对的还是啸林，她早就想好要净身出户，可是啸林还是不肯放过她。眼看离婚还有一番周折，她不知道自己这次回家乡的话，会不会有危险，何时能够从这场充满暴力的婚姻中脱身……
[上一页]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