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扁：有网友问中国现在的性解放到什么程度了？美国也是禁欲的国家，我们原来也是，但是美国现在性教育也好，还是制度的建设也好，都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了，我们和他们相比，处在他们什么位置上，我们的发展框架是怎样的？

　　邓明昱：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如果用年代划分的话，我觉得中国目前的综合性的性，包括性教育、性研究、

　　李扁：不是指具体教育。

　　邓明昱：对。因为网友问中国现在的性解放到什么程度，我理解为性观念、性文化。

　　李扁：如果要突破的话，应该关注人的性教育。比如昨天有一个小伙子从天津骑自行车到北京来说要去北京做性教育，沿途宣传。性教育应该怎样做才能使差距50年的中国能够赶上美国快一点呢？

　　邓明昱：从技术操作来讲应该有一个指导大纲，在学校不同的阶段应该对学生讲哪一段；另外就是要有经费，因为美国非常的严格，健康教育的老师还要通过性学的专门训练，这都得花钱；第三，这可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中国的主课很重要，辅课安排不了时间，这大概是教育体制的问题，怎样改变才能有助于安排。学校的教育体制怎么办？离我们今天的话题太远了，不知道怎么解决，如果全部废除掉又是不可能的事情。

李扁：像有的教育局已经把是否开展性教育作为综合考评。各地的性教育，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得比较好，小的地方已经形成比较好的氛围，全国大规模的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在美国当时是七个人到各地发展会员，一开始是联邦政府同意了，是不是各个州分头的或者社区同意做这个事情，然后全国的人汇聚起来形成国家的法律呢。

　　邓明昱：从法制性教育程序化开始进行到真正形成政府拨款，需要有十年的过程。比如刚才你提到采取考评的形式，这也是一种好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否很完善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呢？比如在十多年前，中国的医院进行考评，评三甲医院、二甲医院、一甲医院，最高是三级甲等医院，当时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有心理咨询门诊。当时为了抓这个分，很多医院建立了心理咨询门诊，但没有起到作用。我们采取政府行为考评，比如卫生局应该有这个考评，达到什么标准，但不能保证每个学校正常的进行，因为也许会做花架子。

　　李扁：中国的艾滋病的问题炒得非常的热，性教育大家还是比较忌讳，艾滋病的问题，国家政府都在讲。性教育当中也有这种力量，艾滋病嘛，因为大家乱搞，性解放，所以导致了艾滋病，很严重的。美国认为艾滋病和性教育是怎样的关系？怎样看待的？

　　邓明昱：艾滋病是因为乱搞而形成的，这种说法不是很正确。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对艾滋病的防治比重也占了很大。因为艾滋病到目前来讲都是不治之症，最后都走向死亡的道路。当然，艾滋病是性传播疾病，很大程度上来说也有很大一部分不是性传播，比如吸毒，静脉注射，艾滋病通过阴道感染的机会不是很多的，第一是同性肛交传播，第二是血液传播。我这方面有发言权，因为1986年全世界第一例发现艾滋病的美国专家到北京讲学，他和我谈了很久，把艾滋病的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到《国外学者来华报告》这个杂志上，很多医学界的人士看到那篇文章才知道艾滋病的来龙去脉。以前不知道怎么回事，认为艾滋病是乱搞，是阴道性交的传播，其实这种形式的传播并不多。美国的学校新教育专门有一个范畴是讲性健康，性健康当中有两章，一章讲到如何防止性传播，一张讲到如何防止艾滋病。从健康教育角度，美国就是为了防止性传播疾病、防止未婚早孕。

　　李扁：艾滋病的事情，由于有了这样的教育，所以没有引导大家禁欲，性解放还是性解放。

　　邓明昱：也不能这样说是阻止大家禁欲。美国的艾滋病最早发现是在70年代后期，当时是从非洲传过去的。艾滋病刚刚起来那段时间，在80年代，当时把它作为一种禁欲的借口。实际上那个时候，以反对堕胎和提出终止综合性性教育，搞了十多年没有用，又恢复了综合性性教育。美国不是认可性解放，现在美国不提性解放和性自由，几乎没有这个词了。因为在60年代是作为一种以青年为主的社会运动，现在不存在了，现在在性方面给予人最大的空间，你在享受空间的同时要尊重他人的利益。

　　网友：中国现代的性解放到何种程度了？是走在正确的性解放道路上了吗？符合国情的性解放有哪些要点？

　　邓明昱：我不知道网友提这个问题的理论在什么地方。在美国60年代的时候，曾经形成一种社会运动，但很短暂，没有十年的时间就不存在了。至于中国的性解放，作为性活动放开走到哪种地步，还是性解放走到哪种地步，我不太理解这位网友提的。性解放？中国从表面来讲还是比较封闭，大家讲道德，特别是在各个领导层。实际上性开放的这个程度，仅仅从形式上来说不亚于美国，但我认为在中国，这是社会比较混乱的一种状态，并没有我刚才说的理论，在充分享受个人极大自由的时候，也要考虑他人的利益，好象离这个比较远一点。我只知道中国到处“小姐”非常的多，“小姐”成为了贬义词，到商店买东西不能称人家“小姐”，大中小城市都有发廊、酒吧、歌厅，都存在着比较自由的性生活的状态。

　　李扁：美国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邓明昱：美国一共50个州，除了一个州之外，49个州都是不允许的。以前纽约最著名42街的红灯区，实际上是半地下的活动，没有经过政府批准。

　　李扁：中国为什么会冒出这么多呢？

　　邓明昱：美国的风月场所不是没有，而美国不是说妓女是合法的，是向政府纳税的。所谓的红灯区、歌厅酒吧有一些性活动，包括歌厅和酒廊，都是有的，但是非法的。人与人之间的性是相互自愿的关系，在性教育纲要当中有一条，给学生的教育要讲：部带有剥削性的、金钱性的买卖的性行为，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应该受到社会唾弃的。所以，作为警察部门也要抓卖淫女。如果有金钱性的性交易是违法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合法的。

　　李扁：仅仅从人格的角度，从小教育是：性不能买。

　　邓明昱：对。

　　怎样开展中国的“性教育”

　　李扁：由于时间的关系，请你展望了国内的性教育应该怎样开展呢？

　　邓明昱：中国的性教育不是单纯的性知识的教育，是人格的教育，或者是人性的教育。应该说，怎样把教育工作和对一个人的培养、人的素质提高融合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比如李扁先生参与中国教育学会的一个课题，把性教育和艾滋病防治放在一起，在很多中学准备开展，好象是一万所中学，这应该是很好的开端，很好的启示。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不打退堂鼓，不断的完善，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可能中国从中小学开始进行性教育会走出一片新的天地。在这个同时，从人格教育或者人性教育使整个人更完善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起色。

　　李扁：你当时在中国的时候，是中国性学会发起人之一。民间各个省、各个地区都有学会、学校，有很多热情关心事情的人，但这些都是散乱的社会力量，怎样把它统和起来，然后政府拿钱和拿课时送到学校和培训，以及建立一套体系呢？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呢？

　　邓明昱：没有一群热心的人做这件事是做不成的。因为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政府才会去做。比如开展性教育，说政府有什么红头文件，那就没法做，要有一群热心的人士。20年前，我是创建人之一，我当时是具体干活的，干活的就得当时我们20多岁的年轻人干。当时考虑三个问题很重要，第一是中国的性学包括性教育没有完整的一个团体，没有一个团体就没有一群人做工作；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关于性学的研究和性教育的东西没有和国际沟通，1999年的时候我以个人的名义和国际沟通，逐年的把这些东西往外送。也就是学术团体的问题，组织建设的问题；第三是具体设施怎样教的问题，本来有一群热心的人牵这个头，各个地方形成，推动地方性教育的开展。我们不存在游说议员，可以给政府打个报告，这有利于提高身心健康，有利于提高文明，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做得很好。

　　李扁：现在有很多热心的人、散乱的人，没有钱也没有权，也没有势，他们想做性教育，很热心，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邓明昱：认准了这个事就一定要做，要做下去，不是赶时髦。在中国，包括在西方国家，包括现在在台湾、香港，包括过去的年代，从事性教育应该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它是和传统的观念，有非常大的力量在进行斗争。你要有热情和冲劲，要想着为社会和民众谋福利，为大家做这个事，而不是为了这个时髦做一个就停了。那种赶时髦做一个就停了，那永远做不了。在中国大陆，我们性学研究做得比较好的比如清华大学的马晓年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等，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但刚才我说了目前的团体比较麻烦，需要调整，需要一批年青人站起来。我第一次看到中国青年性学会论坛的时候，我一下子心里非常的爽，我又看到火花了，你们的观点我一直赞同，到最后我发了一封信给你们，说想回国看看怎样。我已经是奔五十岁了。但我认为中国是有希望的，从事性教育和性研究的朋友们一定会走到一个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