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我被戴了绿帽 亲子鉴定扰乱三个家庭

　　56岁的常雷(化名)一年来失眠越来越多，夜深人静时，悔恨和悲痛常常吞噬了他的心。

　　“也许不带孩子去亲子鉴定，孩子或许精神还好些，我也至少还有个正常的儿子。如今，孩子成了个废人，我常常后悔得想自杀。”

　　目前市场上提供亲子鉴定服务的机构越来越多，很多机构甚至争打促销价，吸引人们来体验，鉴定的质量也鱼龙混杂。据上海司法鉴定部门的部分统计，今年做亲子鉴定的人数同比递长了两成。

　　两场官司夺回抚养权

　　前天晚上，常雷很晚才回家，因为“一个人生活，回家早了没意思”。

　　接到记者的电话，他很诧异，这是他最隐秘的隐私。但片刻犹豫后，他还是滔滔不绝地向记者诉说了他的矛盾心情。“我不是欢迎你采访，但是你能匿名刊登的话，我还是愿意说说，我太痛苦了，但又不能跟任何人说，有些事情我百年之后都不愿意公布。”

　　常雷和前妻1987年结婚，婚后不久他就听到一些关于前妻作风问题的风言风语。3年后，儿子常雨(化名)降生后，他很喜欢。

　　孩子两岁时，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当时就有亲戚跟他说孩子可能不是他的，因为妻子怀孕的那个月份是住在娘家的。

　　那时，常雷就想做亲子鉴定，但考虑到对孩子的精神影响，常雷没做。最终，孩子判给了前妻。但常雷通过两场变更抚养权的案子，夺回了对儿子的抚养权。

　　那时常雷的母亲还健在，老人担负起了带孩子的任务，虽然孩子没有妈妈，但在奶奶、父亲的关爱下，孩子健康成长，乖巧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