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三原色：我为爹娘办了个影展

　　今年,我办了一件值得一生欣慰的事,那就是为俺爹俺娘办了一个摄影展览。

　　爹娘年轻时只照过一次相,那还是在1938年日本鬼子占领我村办“良民证”时让照的,娘连自己的照片都没见到。此后40年,再也没照过相,在贫穷的鲁中山区,他们连照相机也很少见到。我长大后走出故乡那个小山村,有机会接触到照相机,在朋友、同事间相互留影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爹娘。1978年秋天,我用借来的照相机为爹娘拍下了第一张合影,相纸上显出的影像是两位神情呆滞、双鬓斑白的老人——那一年,爹已64岁,娘66岁。

　　以后的日子里,每次回家我都把镜头对着爹娘拍摄,不但给他们留影,更多的是记录他们平平凡凡、实实在在的生活。“照那么多有啥用呀?俺长得又不好看。”有时,爹娘不解地对着我唠叨几句。我的“作品”上报纸了,而且拍的就是爹娘的生活。报纸上署着儿子的名字,名字后边还带“摄影”二字,从此,爹娘便以为儿子拍照的水平不再是“照相”,而是“摄影”了。他们在我的镜头前十分自然,几乎忘记了儿子手中相机的存在。每当邻居说让我给他们照几张时,爹娘还给他们纠正：“俺儿这不是照相,是‘聂影’呢(家乡人读‘摄’为‘聂’。”“不要绷着脸,他要的是自然。”爹娘有意跟我的拍摄对象说笑,以便我在一旁抓拍。“报社里的记者都是这样‘聂影’的。”爹娘对邻居们说。

　　没多久,我还真当上了摄影记者。每次回家给爹娘“聂”的影更多了。20年后,数千幅照片已形成了两个世纪老人的生活故事：爹娘辛勤劳作；爹为娘修剪那“三寸金莲”的脚趾；娘为爹抓背挠痒,以至还有两人顶嘴、生气的镜头,虽说平平常常,却也让我时时重温那人间的真是情感,这些镜头也感染了周围看过这些照片的人。我要为爹娘出一本书,办一个影展!一个以前想也没敢想的念头在1998年的春天萌生出来,而我决心在娘的86大寿的那一天,把影展办到中国美术馆,并决定让在大山里生活了一辈子的爹娘来为儿子的影展剪彩。

　　“啥叫‘剪彩’?”娘问我。

　　“就是两人扯着一根红绸布,你和爹把红绸布剪断。”我说。

　　“那不就瞎了(可惜)吗!”

　　“这是儿子的大事,咱不能有一点闪失。走时带着咱家的老剪刀,使着顺手。”爹对娘说。

　　自从知道时儿子的大事,娘逢人便说：“俺要到北京‘开会’。”然而,离“开会”还有几天,娘却因肺气肿病住进了

医院。爹看到娘布可能进京了,便对我说：“你娘去不了,我一个人去!我拖着这两条病腿就是爬也要爬到北京。剪完彩,我这一生也就完成任务了。”娘的病刚一好转,便执意出院,她说：“我能行,能去北京‘开会’。”于是,由医生和家人的陪同,爹和娘坐上了进京的火车。在火车上,娘还在输液。

　　那是1998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我把一大摞几乎全是黑白影调的照片挂在了中国美术馆的时候,天空飘着雪花。我背着身体佝偻的86岁老娘,搀扶着步履蹒跚的84岁的老爹,来到了爹娘不敢向往或者说始终将向往和希望保存在心底的艺术圣地。当爹娘用粗黑的受,用从老家带来的使惯了的剪刀剪断那条维系着两代人的心血(或者说含有更多的东西)的红绸布时,我哭了!从涌动的观众那闪着泪花的目光中,我开始“读”懂了爹娘平平淡淡的生活所包蕴着的伟大。用镜头表现的仅仅是爹娘两个人吗?不!在茫茫人海里,每个人都能从自己的爹娘身上讲出同样动人的故事……

　　1998年,我为爹娘、为天下的爹娘办了个影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