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异乎寻常的取证方法，一个不光彩、却能查明真相的行动，一片存在于现行法律下的灰色空间。

　　在民事诉讼的调查取证中，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当事人，把跟踪盯梢作为手段之一。

　　婚外情，似乎是这种手段针对最多的对象。

　　前不久，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接到一个烫手的任务———当事人要求对她的丈夫实施跟踪，捕捉到他和“情人”幽会的现场证据。

　　当事人薛女士和丈夫王凯结婚已逾8年，有一个5岁的女儿。王凯是外企部门主管，收入丰厚。从今年开始，薛女士发现丈夫时常“神出鬼没”，遂起疑心。不久，她的猜疑被证实，丈夫果然有了外遇。薛女士怒火中烧，意欲离婚，但她需要证据。　一天，薛女士得到“情报”：第二天王凯要“出差”———王凯已经在W酒店订好了房间与“第三者”幽会。她马上通知了律师。　两路人马分头行动，跟踪王凯的任务，律师事务所委托给一家武术培训学校。当晚，学校的几名教练便来到W酒店，勘察地形。酒店共有 30层，唯一的餐厅在顶楼，电梯有6部，有3个入口可以到大堂……根据这些情况，他们制订了细致的方案。　第二天，两组人马分头行动。一组5人，埋伏在酒店，3个入口各留1名“看守”，1人守候在大堂，还有一个在顶楼餐厅等候。另一组有两个人，分两辆车，一前一后尾随王凯。

　　“跟车组”早上8点半就等在了王凯的办公楼前。2人分别包了一辆出租车，一辆守在办公楼停车场，另一辆停在外面马路上。为防王凯猜疑，两部车约定，待王凯的车出了办公楼，两部车便朝不同方向行驶，和王凯同方向的车通报位置，另一辆车兜一个圈子再跟过来。　直到11点半，王凯才走出办公楼，身边却还有一位男士。他俩上了一辆黑色的奥迪，向浦东开去。在陆家嘴的一栋办公楼里停留了45分钟，两人又开车回到公司。两辆跟踪车兜了个大圈子，回到原地，只好继续等待。15分钟后，王凯又出现了。这回，只他一个人。真正的行动似乎要开始了，跟车组打起精神，密切注意王凯的方向。黑色奥迪重新启动了，一辆出租车紧随其后，另一辆隔开三四辆车，对王凯进行跟踪。目标进入埋伏圈，为避免打草惊蛇，两辆车经常“交叉换位”———前面一辆车总是跟一段，停一停，换辆出租车继续跟。前车停留的时候，后车马上超车跟上，再用手机向同伴通报最新位置。　不出所料，王凯朝W酒店的方向驶去。已经非常接近目的地了，但王凯“三过其门而不入”，绕了三个大圈子，最后才把车驶进W酒店的停车场。跟车组悄悄地跟在后面，一辆都没被甩，顺利完成任务。王凯踏入了“守店组”的“埋伏圈”。他一进大堂，就被一直坐在大堂沙发上的守店组成员A认出。这时，守在入口处的3名成员都已接到信息，“退守”至大堂，准备下一轮行动。王凯似乎颇为警觉，没有急于办住店手续，他先在大堂里环视一周，然后趁其他四五名住客同时到柜台办手续的时候，挤到他们中间。但他领的钥匙牌上的房号还是被眼尖的盯梢人员看到了。成员B跟着王凯进了电梯。在确认了王凯的房间后，他便一溜烟下了楼，向在顶楼餐厅苦苦等候的成员C发出信息，让他留神，王凯可能马上来吃饭。打手机前先按铃，成员C打餐厅开门起，就一直呆在那儿。他选择了一个靠窗的、能把整个餐厅收进视野的座位。

　　服务生不停地问C，需要点些什么吃的。C只点了一杯饮料，不厌其烦地“解释”说，他在等一个朋友，并佯装打手机和“朋友”联系。两个多小时过去了，直到下午1点多，王凯和一个女子终于出现了。　凑巧的是，他俩就在C旁边的一个餐桌坐下了，王凯还盯着C打量了好几秒钟，C故作镇静，旁若无人。王凯一口气点了10几个菜、3瓶啤酒。看这架势，要吃一阵子。肚皮早就开始唱戏的C，赶忙点了一份套餐，向神色有异的服务生说“朋友有急事，赶不过来了”。

　　45分钟后，王凯起身结账。C掏出手机，故意按响钤声，像是在接电话，其实却是打电话给楼下的同伴：“唔，到了到了，快了快了……”用“暗语”传达信息。　此时，接到通知的王凯妻子薛女士已经等在了大堂。15分钟后，她在两个人的陪同下，来到王凯所在的房门前…… 跟踪有法律依据吗

　　谁最可能被跟踪？

　　跟踪盯梢，是一种极端的调查取证手段，哪些当事人最可能采用这样的手段呢？　毫无疑问，这种取证方式在离婚和重婚诉讼中出现最多，婚外情，是最可能被跟踪的对象。很多当事人怀疑自己的另一半有外遇，却无从证实，于是请律师或有关人员出马，帮他(她)收集证据。这些证据，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也有助于他 (她)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重婚案中，类似的证据更显重要。在记者所采访过的一个案例中，一位身居海外的当事人委托律师收集妻子重婚行为的证据。律师冒着风险，混进当事人妻子和另一个男人为他俩的小孩所举行的满月喜筵中，通过拍照等方式，采集到有力的证据。　此外，在民间债务纠纷中，类似的取证行动，也经常被用于寻找债务人的过程中。跟踪盯梢有法律限制。　跟踪盯梢这种特殊的取证方式究竟合法吗？记者从法律界人士那里了解到了有关的法律限制。《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这些器材包括：暗藏式窃听、窃照器材；突发式收发报机、一次性密码本、密写工具；用于获取情报的电子监听、截收器材以及其他专用间谍器材(专用间谍器材的确认，由国家安全部负责)。　1993年公安部有关通知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　存在法律盲区。　跟踪盯梢的取证方式在民事纠纷调查中频频出现，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我们不该单方面地去批判，而是应该正视它，分析它的存因。上海市正夏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这种特殊情况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原因：

　　原因一：法院鼓励当事人自行举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于2002年4月1日起施行，对举证责任和证据效力比以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当事人自然而然地、甚至是别无选择地去积极收集证据。这种积极的取证方式，有时可能会不可避免地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权。

　　原因二：法律保护隐私权，但这种保护不是绝对的、无原则的。

　　所谓隐私权，是指公民保持其私生活中的秘密不为他人知悉的权利。但是，任何人的个人隐私都必须限定在合法、合乎道德和社会需求的范围内，对于任何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他人都有权揭露和干预。公民为维护个人权利的需要，在必要范围内了解他人隐私，不构成侵犯隐私权。

　　而且，侵犯隐私权和了解隐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意义上的侵权，必须具备侵权的法律要件，即有非法的行为、损害后果，以及非法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单纯地了解他人的隐私，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随意加以扩散、宣扬或者用于其他非法用途，从而没有造成损害后果的，也不能算侵害隐私权。

　　原因三：法律对“私家侦探”的定义不明确。　公安部在多年前就有禁止设立私人侦探所的规定。不过限制的范围比较窄，存在着较大的灰色空间。大多数情况下，以朋友的身份，或者由朋友辗转介绍，以个人名义帮助取证，并获得一定的酬劳，似乎并不在法律明确禁止之列。

　　原因四：只要取证过程合法，法律对形式还是宽容的。

　　现行法律不禁止上文涉及的那些取证活动，现行法律同时也对这些取证活动所针对的对象，提供了足够的保护。首先，取证时不得违反相关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如《宪法》及《国家安全法》中的规定。其次，对涉及个人隐私的证据，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以特定的方式使用，主要是在法庭上向审判机构提交，使用不当造成侵害隐私权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