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龙应台，对台湾影响巨大的《野火集》作者，前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现香港大学访问教授，一个思考社会和时政的中年知识分子，她会如何对待忽然长大的儿子？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两代人，如何交流沟通？《亲爱的安德烈》会告诉你一个温暖的答案。

　　差异与代沟的产生不可避免

　　安德烈十四岁的时候，龙应台应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之邀，离开欧洲，返回台湾，就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几年后，等她卸任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是一个一百八十四公分高的十八岁的小伙子，坐在桌子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

　　龙应台感到，在她和儿子之间已经有了一座无形的墙：“我的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

　　龙应台觉得：儿子“爱”她，但并不“喜欢”她。他们是两代人，年龄相差三十年；他们也是两国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失去小男孩安安没关系，但龙应台一定要认识成熟的大学生安德烈。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

　　在安德烈眼中，龙应台并不是一个著名的作家，而是一个与天下所有母亲无异的母亲，温和，关爱，琐碎，甚至有点唠叨。

　　龙应台也意识到两人的差异，“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把写作当作‘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在安德烈眼中，龙应台既是睿智的知识分子又是不懂事的“小红帽”，缺乏品位的“麻布袋”；龙应台面对独立且充满青春自信还有些叛逆的安德烈，又是伤心又是安慰。

　　曾有记者问安德烈，如果龙应台现在二十岁，她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吗？安德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安德烈对他与母亲的差异有一个精辟的描述，“It‘stheagegap，notthegendergap。”(这是世代差异，不是性别差异。)

　　龙应台母子以通信方式进入对方心灵

　　通信以龙应台《十八岁那一年》对人生18岁的回收开始，以安德烈《伟大的鲍布·迪伦和他妈》对母亲戏谑式的亲昵结束，充满了母亲的认真、知性、怀疑和中年的犀利，也充满了儿子的玩世不恭、黑色幽默，戏谑和年轻的真诚。

　　安德烈说：“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和摇滚乐’。只有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心平气和和儿子讲人生的龙应台一下子就急了，“安德烈：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安德烈对母亲的紧张大为不屑，“当然是隐喻”他在对喜欢讲大道理的母亲强调生活中最凡俗的快乐，强调那些能够让人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

　　就这样，母子俩以通信的方式，在阻隔、误解、试探和艰难中，渐渐接近并进入了对方的生活、对方的世界、对方的心灵。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藉着《亲爱的安德烈》的书写，龙应台与21岁的安德烈共同找到一个透着天光的窗口，透过35封电子家书，两代人开始打开天空说亮话。母子通信涉及道德伦理、文化差异、爱情、人生，文笔生动，话题广泛，情感深邃。书中有母亲对儿子的告诫，还有母子的趣谈。这既是龙应台与安德烈的家书，也是送给所有青年朋友的最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