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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读杨绛:文字烟尘中的“寂寞坚守”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26日17:03  文汇报
令人怀念的"我们仨"
令人怀念的"我们仨"

    “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这是诗人拜伦写给情妇的一段话,被钱锺书先生翻译得生动典雅,如此意远情旧的古体文字来释解陪伴钱氏走完一生的杨绛先生最合适不过。

    钱氏夫妇是中国当代知识界的伉俪瑰宝,其学品人品高山仰止,无人匹敌。尽管锺书先生已经驾鹤西去,可那些褒贬"方鸿渐"的"围城迷"都还记得那个高智商高学问的钱先生,而对依然健在的杨先生无不深深惦念。但凡读过杨先生写的《我们仨》的读者,都会被先生笔下描述的家庭生活感动得流下眼泪。

    先后失去丈夫和女儿的将近百岁的杨绛先生,依然在写作不停,工作不止。她说,家里的一切都保持钱先生在世时的旧样。先生每天就坐在丈夫生前坐的大写字台旁,忙她人生未竟的工作。

    众所周知,钱锺书活的时候,从来不见记者,不上报纸,也不上电视,甚至所谓的一些学术活动都不参加。钱先生去世后,杨绛也如出一辙。先生只忙她份内的事,坚守她和钱先生的文字世界。一本《我们仨》,记录了一代顶级学术佳偶的前尘往事,还有一本很难翻译的书,名字叫《斐多》。

    在翻译《斐多》的时候,先生说:"我这几年活过来就不容易。我为什么要翻译《斐多》呢?这是一本非常难翻译的书,我就是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 忘了自己,其实要忘掉作为锺书妻子的自己,忘掉钱瑗母亲的自己,忘不掉的是写书、译书、整理丈夫遗作的自己,这是她份内的角色,份内的工作。

    即将百岁高龄的杨绛先生说:“不想活得太长,因为活实在很累。”那是因为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锺书先生先她而去,她一生最好的作品钱瑗也走在她前面,人世间,只留下她一个白发满头的老太太孤影独对。她说:“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妻子做得也不够好,女人做得也不够好。”可是当母亲和妻子的双重角色在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后,才让她感到活实在很累。

    可是作为翻译界的一代学者,她的成绩实在无人堪比。为了翻译《堂吉诃德》,杨绛先生在一九六○年年初开始自学西班牙文,两年后开始翻译,一九七六年完成。这十六年里中国政局风云变幻,文革期间她受了常人无法想象到的苦难:无休止的批斗,被剃成阴阳头,大热天戴顶假发,闷热难捱,步行上班,任务是扫厕所。厕所被她打扫得一尘不染,连水箱的拉链都擦得干干净净,而且透气通风,没有臭气。可谁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扫厕所的竟是辉煌巨著《堂吉诃德》的中文译者。

    在《我们仨》一书中,杨绛写道:“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十二年的轮回,孤身只影的杨先生没有停下脚步,在寂寞孤单的世界一隅,在属于自己份内的文字烟尘中的默默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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