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梦时代的生活艺术

　　一位家庭教师这样抱怨他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考试之前，她对老师面无表情，直至考试成绩公布，发现老师有用，分数提高，才对他热络起来。林语堂说，中国人是世界最现实化的民族，并且对中国人作了成分分析：四份现实十一份梦想＋三份幽默感＋三份敏感＝中国人。

　　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调查，发现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象力却排名倒数第一。有基督教团体对香港人做调查，发现20岁以下的年轻人还将家庭放在第一位，追求梦想放在第二位；但一到40岁至50岁的年龄组别，家庭还是第一位，但追求梦想已经放到了最后一位。

　　中国人日益病重，连国学书籍《儒家修身九讲》都在煽情：“当我们每天拖着疲惫的心灵上班，带着深刻的焦虑下班，感情、婚姻、家庭、事业、人际关系方面的种种问题，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哀叹为什么活得这么累时，也许该问一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制没有教会我们一门生活的艺术，让我们从小学习如何面对人生的各种问题，把握正确的生活方向，创造精神的幸福和快乐？”

　　林语堂倒是写过《生活的艺术》，说过“中国的哲学家”：“他把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闭着，看透了他四周所发生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徒劳，而不过仅仅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应该走的道路。因此，他并没有虚幻的憧憬，所以无所谓醒悟；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奢望，所以无所谓失望。他的精神就是如此了得解放。”

　　我们活在悖论之中——在最讲效率的时代，不耐烦的我们心生对慢的向往；在最讲个人发展的时代，我们因为无法快速成功而日益消极。橡皮人无梦，不代表他过去没有梦想；橡皮无趣，不代表他不想做有趣的事；橡皮人无痛，只因残酷现实让人对痛感必须习以为常。

　　不是每个人都如同王菲：“我一向没有梦。梦想也好，目标也好，我都没有，一切只凭感觉去做。”在物欲时代，每个人都被迫成为理想与现实的共同体——在便利店打工的文学中年实现过诗歌梦，卖猪肉的博士实现过大学梦，找不到工作的海归实现过出国梦，破产的师奶有过股票梦，经历过100次相亲的老处女有过豪门梦，依然藉藉无闻的超女有过成名梦，中国人迷信过鲁迅文学院、新东方、《梦想中国》，但更多追梦人还是回到了生活的原点。

　　2010年，艺术家王小慧试图挽救中国人的梦想：她要与万名有梦青年共同来完成一个艺术项目，用文字、影像、绘图和装置来共同勾画心中的梦想，是为世博会的“2010梦想计划”。但比起一幅“画饼”，中国人更需要一场关于梦想与生活的自我救赎。

　　在彭浩翔的《爱的地下教育》一书中，有四川省雅安市的学生写信给他，问：我活得很累，还能实现梦想吗？彭浩翔给出了一个也许亦适合我们的回答：“人生过了三十，就有别的看法。生命中许多时候，有许多事情，不能成全，何不站在另一个角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们随时都可能卡在人生的瓶颈。但瓶颈处，我们可以制定第二个成功计划，将成功时间推迟10 年；我们可以第二次认识自己，补情感教育的课，培养爱的能力；我们可以第二次学习生活，重温亲情与友谊，拾回为追逐成功而放弃的事物，珍惜眼前人。

　　或许应寄望社会变好，顺便改善个人处境。但在整个“橡皮中国”找回热望、情趣与痛感之前，橡皮人不妨先进行“ Work-Life Balance”(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的自我复健——你可以和父母在马路上散步，你可以边听交响乐边擦洗地板，你可以边做饭边写日记，你可以与同样大腹便便的同事新组乐队……中国前所未有地需要生活的艺术，因为我们都如同《1Q84》里塞着车的的士司机：“因为怎么努力都没办法到任何地方，所以到这地步，只好彼此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