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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的人生观:心里有大痛苦自然有大快乐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11日14:33  新周刊

  阅读提示: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性社会学家,也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性学家之一,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李银河李银河

  我二十多岁时看《存在主义》,觉得人生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人生非常偶然,也非常短暂。当然,这事一旦想透了之后不能多想,再想就根本没有生活的动力了。

  虽然生命最终没有意义,但是有些事对生命本身是有意义的,你要生活得美好还是丑陋,这个有意义。把事情想到这一层,人活得会比较快乐。

  大多数人生活在小快乐、小痛苦当中,每天计较着,一会儿喜一会儿忧的。而我选择大痛苦、大快乐的生活。想想宇宙和世界,那么大的宇宙,那么大的地球,人在上面像一只小蚂蚁,还有什么放不开的呢?比如说失去亲人是一个痛苦,可是你想想在世界的高度你的悲伤不过是沧海一粟,失去亲人的小痛苦自然就不算什么了。

  对我来说,人生最痛苦的时光还是王小波去世那段时间。有时候会想,他走得这么早;但是转念一想,我也没比他多活多久啊,在宇宙中,几十年也就相当于一秒钟而已。这么想的话也就没什么了。

  心里有大痛苦,自然有大快乐。比如你活在这个世上你会觉得很幸运,每个生命的存在本身都是奇迹,要知道能活在这个世上是非常小的几率造就的,你能不感恩吗?

  人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我早年是更偏重于一些社会公共命题的东西,更注重表达想法,试图改变和影响一些事情的发展进程。而现在,我慢慢把注意力转向享受自己的生活状态,这个转变可能和年龄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可能越来越意识到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就公共话题发表看法,主要是想改变社会,但每个人的力量其实非常微小,实际上你并不能改变什么。二十多岁的时候,肯定都是雄心勃勃的,我记得我爸爸介绍入党的一个年轻人,入党的时候他会说:我之所以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改造它。不奇怪,当时我们都会这么想。

  后来我慢慢了解,实际上社会有它自己的运行机制和规律,社会的运行是各种各样力量的合力推动的。好比说一个人往左,一个人往右,最后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这边一些人非常激烈要革命,那边一帮人死死不动很保守,最后这个社会可能会往中间地带有一点变化倾向。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作用都是微乎其微的,要想看清楚这点,恐怕要到五十岁。

  王小波引用过一个人的话,前半句是:一个人如果二十岁的时候不是一个革命党,那他就一点出息都没有;后半句是:到了五六十岁还是一个革命党的话,你也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家伙。

  年纪大了,我最大的转变是学会了玩麻将吧。当然,我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是打麻将不务正业,而且舍不得时间。现在偶尔会玩一玩,麻将其实是一个纯粹的打发时间的工具。

  我家的院子很大,一开始也种草种花,现在种了很多蔬菜。我很享受果树结果的喜悦,看杏儿啊、柿子啊,非常欣喜,有点渔民打鱼而归的感觉,但是我不一定喜欢在花园里耕耘的过程。

  不喜欢没有感情的性

  从世俗的角度考虑,王小波作为一个丈夫,缺点就是比较脏乱差吧,不过我也脏乱差,所以这个缺点没什么。我们选择了一种不太艰难的生活,没有要孩子,自然家务也有限,而且我们生活中也没有真正缺过钱。在美国那段时间,我们两个人生活,花我一个人的奖学金,在美国那样的生活水平是很低的,但是也没觉得缺钱。大概还是我们的物质生活要求标准很低吧。一个人在现实物质生活里需要的东西其实非常有限的,你能吃多少、用多少?一个人也就睡一张床这么大的地方,还能怎么样?

  同性恋、多边恋、虐恋……我只能说我希望对这样的事情多一些理解,通过研究知道它们是什么样的,知道当事人的权利。我有研究的好奇,但是不一定要自己尝试。同性恋试也试不来啊。一夜情我不喜欢,没有感情的性我是不喜欢的。我完全能理解有些人会有这种冲动,会喜欢跟感情分开的性。但是我不喜欢。我正好是喜欢“萝卜”的,不是喜欢“白菜”的,我觉得把性和感情分开的人是喜欢“白菜”的。当然,如果一辈子只有一个或者是曾经只有一个性伴侣,我应该还是会觉得遗憾。

  生育对于女人来说应该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体验,但并不是不可缺少的,很多体验对生命的重要意义来说都是相对的。我现在养育一个孩子,这事对我来说还比较新鲜。有时候小孩有一些非常可爱的举动和想法:比如他那次自己做肉丸子,然后说——我现在是大厨师了,我不是人了;还有他做眼睛手术,会打电话来说想我了,躲在被子里悄悄地哭。而我一想起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生命在想着我,眼泪就流个不停。

  我对60岁有憧憬

  其实我觉得我的成长期受的教育并不传统。我的父母是因为爱而结婚的,在我成长的过程就觉得爱情很甜美,而爱情在中国的婚姻和家庭关系里是一个非常前卫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从小长大的环境挺前卫的,跟我后来研究的东西一点都不冲突。

  我只是觉得周边生活的环境太传统了,比如上世纪90年代全国妇联有一个调查显示,80%的农村妇女认为贞操比命更重要。我做有关性的调查研究,这类研究和周边的气氛、整个社会的传统习俗有矛盾,但是和我从小受的教育不矛盾。

  福柯好像讲过一句话,就是“人其实比他自己想象的要自由得多”。人老是想着哪能这样做,他说人实际上完全可以这样做,你想怎样生活、你应该可以怎样生活,只要你有这个勇气,人比自己想象的要自由得多。

  我很喜欢这句话,一般人太看重周围的舆论,所以觉得压力很大。实际上除了非常疯狂的年代没有自由以外,现在的人确实可以比他想象的自由得多。在我自己身上,对这句话实施最彻底的时间段,就是现在吧。我完全是自由人啊,我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尤其是我现在又没有婚姻,我是自由的。

  60岁,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真正自由生活的起点。就像我的一个调查对象是个同性恋,他70岁了,他说自己真正的生活从60岁开始,他在职的时候不敢搞同性恋。我倒是没他这个障碍,但是我也有这样一种心情和感觉。到我60岁的时候要做什么我没想好,但是有一种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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