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李银河，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1999年曾当选为《亚洲周刊》“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后被《新周刊》评选为“2006新锐榜年度知道分子”。她还是已故当代著名作家王小波的妻子。

李银河和王小波

　　1952年，李银河出生在一个普通干部家庭。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她在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少年时代被一列火车拉到内蒙古兵团，后又到了山西，在两地度过5年知青生活。1974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李银河被推荐到山西大学历史系。1977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光明日报》工作。一年以后，调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

　　1979年，参与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的创建，并开始在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1982年，30岁的李银河踏上了异国求学的旅程，最终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学成归国后，她成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弟子和中国第一位文科博士后。随后，李银河在北京大学工作。1992年调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一直至今。

　　和众多默默无闻的研究者不同，李银河似乎天生就是媒体的宠儿，她被媒体赋予种种荣誉，也被一些媒体妖魔化。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间，中国社会对“两性”问题的认识逐渐开放，性文化经历了巨大变革，但李银河关于同性恋、虐恋、换偶、性工作者、二奶、艳照门等的一些言论依然饱受争议。

　　是她的观点超前，还是两性研究“另类”，抑或是媒体塑造的刻板印象？

　　只有走近李银河，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从报社大院到内蒙兵团

　　1952年，我出生时正值“三反”运动后期。“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谣。那时贪污犯被叫做“老虎”，各个单位都在抓“老虎”，而我哥哥的小名也叫老虎，于是，我们兄妹俩在公园玩的时候，有人就会说： “快看，‘三反’打‘老虎’了啊！ ”

　　不过，对我而言，这个运动只是大人经历过的各种运动中的一个。

　　我的父亲是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主任，母亲是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他们是抗大(中国人民军事政治大学)同期同学，在后来的革命中相识、相知、相爱。我从小在报社大院长大，小时候一直觉得报社就是家。

　　我的母亲是一位“三八式”的干部，当年怀着满腔热血奔赴延安，是最早参与创建《人民日报》的女编辑之一。她这辈子主要和农村问题打交道，感情就给了农民。老一辈农村问题专家、原国家农委主任杜润生曾为她题写了“农民喉舌”四个大字。母亲是一个事业心很强、观念很新潮的知识女性，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我们非常崇拜和敬重她，后来我搞社会学研究的启蒙可能就是母亲的农村调查研究。父亲的性格比较刚烈，经常仗义执言，要不然也不会在1959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当时最严重的一件事就是报社斗彭德怀，父亲被拉去陪斗。有一次造反派来我家，意欲抄家。我当时很激动，冲他们大声嚷： “你们为什么态度不能好一点！ ”1962年开“七千人大会”给父亲平反时，我年纪还小，所以在父亲是巨大挫折的这件事在我的记忆里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文革”期间，我们家也受到一些冲击，但总的来说还算平稳。父母都属于党内民主派，对政治比较敏感，小时候，我们经常去王若水等人的家里，听父母跟他们的对话，这对我们影响比较大。

　　因为父母都在报社工作，我从小就觉得绝对不能去干报纸(注：日报)。因为报纸(注：日报)就只有一天的生命，而我想做一个生命力比较长的事情，所以后来就去搞学术研究了。有段时间，受一部叫《军队的女儿》小说的影响，我的理想是做一名支援边疆建设的勘探队员。结果“文革”爆发后，我到内蒙插队，“歪打正着”走进了边疆，成为一名兵团战士。

　　在北京送站的时候，很多人都哭天抢地，我却对大漠生活心向往之。但这却是我人生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第一次碰撞。我是带着一种献身的精神去的，感觉和父母年轻时候投奔延安差不多，但事实上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人生第一课》，就是讲在兵团的事情。兵团位于内蒙古河套地区，那里土质不好，亩产70斤就需要播30斤的种子，基本上是在做无用功；今天挖一个沟渠，明天就被大漠的风沙给填平了。而且，因为干活就会抢农民们的工分，一开始我们并不受欢迎。那时我觉得自己就像西西弗斯，无止境地做着没有意义的事情，有很强的挫折感。后来有几位同事向领导提出意见，结果却被打成“反党小集团”，也让我感到人心叵测。

　　不过，兵团的生活也让我学会了面对现实。我们这代人的共性就是不太关心个人利益。在兵团的时候，我身边的人考虑的不是个人前途，而是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大家都觉得社会出了问题，不知道中国将向何处去，或许个人都会成为牺牲品。当时流行看《1984》、《动物庄园》这样的政治小说，看完之后感觉很震惊，小说描写的是40年代的苏联，竟然和我们当时的社会处境惊人地相似。

　　从山西到北京

　　在内蒙的山沟里，一想到可能会一辈子待在那个地方，心里就感到恐慌。后来在家人的帮助下，我从内蒙古转到山西插队，那里知青相对比较少，机会多。我插队的县城是父亲的老家，舞文弄墨的他还算是那里的名人。我沾了他的光，被推荐到山西大学历史系。那时上大学不凭考分，只看推荐，所以读哪个系是很偶然的。我父亲读书特别厉害，或许是遗传了良好的基因，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学习成绩都特别好，姐姐和哥哥都考上了一流大学。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没觉得特别兴奋。

　　大学毕业之后，我进入《光明日报》史学组做编辑记者。这也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当时光明日报社的副总编马沛文和我父母是老熟人，所以他们一合计，就把我送到报社去了。但那不是我真正想做的工作。当时我写过一篇《落后就要挨打》的文章，占了一整版，引用了大量数据和资料，这种报道方式在当时很少见。后来去上海出差时，发现很多地方都贴着这组数据。可能因为改革开放之初，各地都在积极地发展，地方宣传部门希望引用这些数字来说明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尽管那些资料后面并没有署我的名字，但自己的研究能够如此受重视，也让我体验到了小小的成就感。

　　那时，中国社会已经走上正道。这正是大多数人希望看到的。但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中间经历了巨大的斗争。主张实行计划经济的一派人势力非常强大，根本就不能容忍市场经济的存在。所以邓小平提出“黑猫白猫”等一些理论的时候，我感到他是一个直觉非常好的人，也有很大的政治勇气。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呈现出多方面的变化。首先是在经济方面，从计划到市场，国家和个人的富裕程度大大提高了。在文化上则表现为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过渡，越到后期个人主义越张扬。但政治上的改革是比较滞后的。有句话叫“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从来都是迈着“小碎步”，需要一步一步来。

　　我在报社待了一年，在好友林春的介绍下，被调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要工作是给领导人起草工作报告、发言稿等。当时研究室的领导是于光远，后来他带着一批人到中国社科院建马列所，我也跟着一起去了。

　　印象最深的是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议，从7月6日一直开到9月9日，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讨论的主要就是经济工作，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这次会议是后来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肇始，在历史上留下了很重要的一笔。

　　我在社科院马列所的时候，已经开始涉及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但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社会学，是在中国恢复社会学学科以后(1953年院系调整时取消了社会学)。1979年，费孝通先生主持的社会学夏季讲习班上，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霍尔兹纳和聂尼瓦萨教授来华演讲。参加这次讲习班的人，被称作中国社会学的“黄埔一期”，他们后来带头恢复了全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社会学系(所)。现任国家宗教局局长的叶小文也是这个班的学员。

　　从中国到美国

　　在1979年的社会学夏季讲习班上，我直接找到霍尔兹纳教授，请他为我申请留学美国提供帮助。申请奖学金要通过一个密歇根大学的考试，其他就看推荐信。我的三封推荐信分别是梁漱溟、于光远和黎树写的，他们都是中国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匹兹堡大学一看推荐信，基本上就没什么意见了。

　　俗话说，30不学艺，我恰恰反其道行之——去美国求学的时候刚好30岁。当时刚结婚两年，新婚燕尔，要一个人出国是挺困难的，但因为中国社会学刚刚恢复，要学习只能留学，于是我和小波商量后很快就做出决定。当时申请奖学金的时间非常紧，签证和机票安排得也非常紧张。我记得到美国那天是9月13日，而14日就是奖学金截止日期。所以如果晚到一天，奖学金就作废了。

　　1984年，王小波到美国来陪读，虽然我们也打过工，但生活主要靠我一个人的奖学金。小波是免学费的，如果交学费，我们根本就读不起。当时的留学生和今天不一样，刚到美国时都很穷，就像生活在贫民窟一样。不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利用假期，买学生通票周游了全美，还到了欧洲七国旅游。不过旅游主要是走马观花，并没有太深入西方社会。在欧洲旅游的日子很美好，但经常被当作日本游客，因为那时欧洲人认为只有日本人有钱旅游。

　　我们留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还是一种做客和游学的心态，一般是通过电影等了解美国，接触的美国人仅限于教授和同学。但在这期间，我受到严格的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训练，为回国之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我和小波认真地讨论在哪边发展比较好，随后就决定回国。做这个选择并不难。如果是学理工科的，在哪里都一样。而我是搞社会学研究， 对美国当地社会并不了解，也没有深厚的感情，小波的写作离开了母语环境也很麻烦，于是我们很自然地选择了回国。

　　从文科博士后到研究员

　　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之前所有博士后站都是理工科的)，需要找拿到美国名校的博士学位又愿意回国的学者，我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费老的博士后。

　　从美国回来以后，我才感到自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创造)。之前则一直在准备，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一直在修炼。我的一生，直到1988年，也就是我36岁时，一直都在准备。就像一头牛，一直在吃草，而现在真到了产出奶的时候了。

　　凭着这股兴奋劲，我一口气报了10个研究题目，现在的博士后也就做一篇论文，可我当时做了10篇，包括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自愿不育、离婚、同性恋等。这些研究的文献准备工作都是在匹兹堡大学做的，当时梳理中国社会学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成果，发现很多研究都是第一个做的。后来这10篇经验研究论文被收入到一本论文集，取名为《中国的性爱与婚姻》，获得“北方十五省市优秀图书奖”，于1998年再版。

　　记得当时我在《北京晚报》上登广告，寻找离婚、单身、自愿不生育的研究对象，一般都有几十对应征，接受深入访谈。关于青春期恋爱的研究对象就到附近的中学去找。有一次，我们要到北京市公安局进行户籍抽样，也不认识什么人，就拿着北京大学开的一封介绍信去了。根据抽样规则，民警帮我们在装户籍卡的大盒子里一张一张地抽出卡片。那时候，填写问卷没有什么报酬，我们就在信封里放两块钱的邮票。有人还把这些邮票退回来，说这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难道没有报酬他们就不做了吗？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人真的很傻很天真，也很可爱。

　　1995年，我43岁，被评为研究员。这是我人生最后一个世俗的目标。当时我最强烈的感觉是：我从此进入了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在这之后，我开始做很多真正想做的事，也慢慢开始享受生活。

　　最近我在做社科院的一个项目，要在全国五个城市进行调查，刚刚出差去过兰州，目前也还在带研究生。或许我真正的生活要从60岁才能开始，到时候，我想做一些一直想做但没机会做的事，譬如从事文学或者绘画创作，也可能就是纯粹地享受生活，欣赏世界上美好的事物，就像我一直推崇的梭罗说的，“看四季的轮回难道就不是一种职业吗？”

　　采访后记

　　回首自己的前半生，李银河觉得平淡无奇，“跟小波在一起有点轰轰烈烈，除此之外，应该说是乏善可陈，也比较枯燥”。之所以这么说，或许是因为同龄人经历过的，李银河差不多都经历了。同龄人没有机会经历的，李银河也经历了，譬如成为“文革”后最早出国留学的人，又譬如和王小波刻骨铭心的倾城之恋，再譬如成为中国知名的社会学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银河是幸运的。这一切与她的家庭有关，与她的性格和天赋有关，也与她的命运有关。

　　李银河是一个很认真地思考人生意义的人，尽管她的结论是人生无意义。从很年轻时起，虚无主义对她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她不敢轻易地想这些问题。她说，人生所有的事情都充满了偶然性。

　　李银河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是贯穿她全部生命的精神内核和思想养分。她崇拜那些已经达到自由境界的人，在她的心目中，这样的人并不多，像叔本华、尼采或福柯。尽管他们的思想有很多差异，但她能从中感到一种极其自由奔放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吸引着她的灵魂。

　　现代媒体上塑造的李银河，更像一个离经叛道的女斗士，她的很多言论，好像是在向中国人的传统伦理观念发出挑战。虽然在博客中强调自己“不是一个英雄”，并关闭了博客的留言和评论功能，但一以贯之的研究和立场已经说明她在坦然面对非议。在她眼里，真正意见相左者的批评正是继续研究的动力。

　　两个小时里，在社科院整洁舒爽的会客室，我们听李银河讲故事，看她认真思考，开心地笑，以及经常会有的孩子般的表情和动作。这位“超级名人”还需要在意外界的什么评论呢，不论是“敢讲真话的勇士”，或是“神圣爱情的亵渎者”。她一边抛给世人一个个惊世骇俗的话题与观点，一边安享着众多美好灵魂创造出来的智慧。她有那么多热爱，爱看书，爱文学，爱好的艺术，爱自由和生命。能和真实的自我在一起，兴起时滔滔不绝，困顿时温和一笑，这浑然天成、不着雕饰的人生，也就够了吧。

　　李银河说，有机会她还会再选择。那又怎样。在王小波眼里，李银河是无价之宝。在李银河眼里，王小波是生命赐予的最大的惊喜与美丽。他们是彼此的菩提树，彼此映照，彼此澄澈。所以，任生离死别，天地轮转，情缘仍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