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潘石屹曾将他和张欣的分工做了一个比喻：以前耍猴的人，先要有人敲锣，他就是那敲锣的；然后有人出来耍猴，这就是张欣；最后拿着帽子收钱的又是他。

张欣

　　北京朝外SOHO第10层，一个异常空旷的空间，3只猪叠加在楼梯口下，旁边并列着一组乒乓球台。对张欣的采访是在这个跃层的二层进行的，位置靠近楼梯口，整个采访过程中，不断地人来来去去，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是老板坐在这里。

　　在公众看来，张欣最突出的标签是潘石屹。但人人都知道，张欣并不是潘石屹背后那个隐忍的女人，她果敢，目的明确，不达目的不罢休。用了14年时间，张欣在中国的商业圈中勾勒出自己的轮廓。

　　这个经常穿Prada的女子，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

　　慈善试验

　　在我们见面的前10分钟，张欣给记者提供了关于她在甘肃的一个慈善项目，美德教育的19本书籍和光盘。这是一个具象化美德的教材，比如整洁，就是一个小朋友在洗手，张欣的两个儿子潘少和潘让也曾使用这个教材。

　　张欣把推广的首要地选在丈夫潘石屹的家乡，甘肃省天水市的农村，非常贫穷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孩子没有饭前洗手、便后洗手的条件。于是，在每一个推广美德教育的小学里建一个造价18万到20万的厕所就成了SOHO基金的项目之一。

　　整个过程中，张欣不仅遭遇了当地人的嘲笑，还遭遇了媒体的质疑，被称为“豪华厕所”。遭遇质疑和嘲笑时，她选择了做事。

　　建完了水厕所，随后，在市政供水覆盖不到的地方，她又建了一批旱厕所。美德教育在推广过程中的一些硬件问题解决了，软件方面仍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

　　2007年，天水市教育局选了40个老师来北京进行美德培训，张欣发现，第一次来北京培训的都是些校长、教导主任之类的，只有一个代课老师。

　　第二次送来培训的老师都是代课老师。可是，2008年张欣去甘肃回访的时候，大部分老师已经在教了，但有的只上了一两节课，因为校长没有给授课时间。张欣去和教育局的局长沟通，把所有推广美德教育学校的校长聚齐在一起，培训。

　　2009年6月份，张欣再次去回访，200多个老师都在给学生授课了。

　　伴随着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解决，张欣的美德教育摆脱了空中楼阁的状态。而在张欣的人生履历中，她亦是通过这种方式，转换了轨道。

　　一路走来

　　张欣的父母是旅居缅甸的中国移民，50年代回到北京，在外文局做翻译，她母亲曾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做缅语和汉语的双向翻译。

　　1980年，14岁的张欣跟着母亲来到香港，栖身在一间极小的房子里，她分别在服装厂、电子制造厂等地方干最低级的工作。“什么时候我一个月能赚到1400块钱多好啊。”张欣对妈妈说。为了实现目标，她每天下了班都风雨无阻地去读夜校。

　　张欣在信差、办公室秘书兼财务等工作中缓慢前进，但是没有明显改善。一次，一个儿时的伙伴来到香港，对她说，“你现在的生活太糟糕了，你应该去英国。”

　　张欣带着积攒的3000英镑去了英国，开始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一段提升过程。她先就读于苏塞克斯大学，接着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这以后，张欣的履历光鲜耀眼，巴林银行、高盛、旅行者集团的投资银行家等等。

　　偶然的机会，张欣看到了潘石屹、冯仑写的文章，感受到他们的创业热情和理性思考，就希望有机会“一定要见见”，那时潘还只是海南万通集团6个合伙人之一。

　　在朋友的引荐下，她认识了潘石屹。那个场景许多杂志均有所记录，潘石屹穿着紫红色的西装，花领带，白皮鞋，戴眼镜，头发有点儿秃，非常瘦小。

　　事后张欣在接受《鲁豫有约》访谈时回忆关键一段：“回到香港后，突然潘石屹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我有时间，是不是你带我去一个叫天地书局的地方去看看书？’我当时觉得挺尴尬。后来我就说，咱们还是等着大家一起再去吧。”

　　潘石屹也不勉强，说那好吧，就一起见。从香港回到北京，潘石屹再次约她，这次她没回绝，一来二去，三天两头，他们就好上了。认识4天后，潘石屹就向张欣求婚。

　　张欣对鲁豫说：“我们都老大不小了，我那时候二十八九岁了，他也结过两次婚，离了两次婚，都不用像18岁那样，还得谈几年的恋爱。”

　　那时候的张欣，据说已经有了面对维多利亚海湾的房子和年薪超过百万的工资。而潘石屹是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分子，那时候万通还尚未分家，国内的房地产行业也没有现在这样火爆。

　　以退为进

　　张欣放弃了华尔街的工作，搬到了潘石屹以前住的恩济花园，和潘石屹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张欣所有的朋友都认为张欣跳火坑了，那是1995年。

　　当时没人相信一个在国外生活了15年的半拉洋婆子，能和一个未出过国、一句英语不会说、满口甘肃天水口音、和人说话都要拿笔和本子以便别人听不明白时写出来的这样一个人结婚。

　　婚后两个人之间的分歧就显现出来了。张欣对《纽约客》回忆道，1996和1997年是她生命中最艰难的两年：她和她的丈夫每天吵架。

　　张欣和自万通时便跟随丈夫的老员工之间的关系也很脆弱，几乎没有什么人支持她对质量和细节的追求。每次当她否定了员工做的什么事情——她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没达到标准”——都会得到同样的反应：“你不了解中国国情。”

　　开始，他向她低头。当时她找了新加坡政府公司(GIC)，前后谈了两年，把合同签下来，由他们投资做SOHO现代城。这中间有几个小公司来找过他们，要求一块一块地合作，都被她拒绝了。谁知合同刚签完，就赶上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所有合同全部泡汤。

　　于是他彻彻底底不再相信她那套华尔街方式了。1997年她和他的分歧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997年暑假，为了躲避这种难熬的局面，她单独去欧洲度假。结果发现西方的生活也不再吸引她了。她下定决心，如果现在不回中国，就永远也不回去了。她如果还要和潘石屹在一起，他们必须找到共同工作的方式。

　　她给他打了电话，他们谈了很久。她主动提出：“我辞职，你自己干。”而且，她说，她想要个孩子。张说，这是她一生中所做的最“理性的”决定。“这就好像我从背后狠狠地推了自己一把。”

　　张欣曾如此阐述她那段时间的心境，“我是不允许自己失败的人，工作不能，婚姻也不能。”她回到北京，很快就怀了孕，那是她第一个儿子，后来又有了第二个。

　　建筑艺术推动者

　　就这样，张欣从台前退到幕后，她再一次引起关注是在2002年，她获得了一个建筑业的奥斯卡奖——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建筑艺术推动大奖”，因为“长城下的公社(Commune by the Great Wall)”这个项目。

　　美通卡办的旅游刊物《Departure》对它做了如下描述：“门口守着一个身着黑色制服、戴着红五星的门卫，这个形象让你愣一下：他的外表会让你想起‘文革'时候的红卫兵，然后你发现，即使他是红卫兵，那也是Armani式的——长城脚下的公社绝不属于劳动人民，而是代表着中国的有钱阶层终于开始用风格代替媚俗。”

　　2002年，建外SOHO以总销售额24.13亿的成绩名列北京房地产十大热销楼盘排行榜榜首。SOHO和潘石屹受到国内外媒体的普遍关注和热门报道，有人认为，潘石屹在中国地产界的走红还在于他和张欣的建筑理念。

　　张欣与建筑艺术的契机是在1997年。现代城公寓动工后，她和潘石屹想在郊区为自己建一个家。那是风光很美的一个地方，苍茫的青山，挺拔的树木，嶙峋的山石。整个房子盖了拆，拆了盖，在建成两年后一直没有消停，总是在修房子。

　　“山语间”的整个修建过程，把张欣带进了建筑学这个圈子。高高的钢柱，石墙，大窗户——又大又深，却洒满阳光。2000年，潘石屹买下了一块长城附近的地，原本这块地是要修高尔夫球场。张欣突发奇想，“我们能不能做一百个山语间？”

　　于是张欣推出“长城脚下的公社”，该项目占地8平方公里，位于北京北部山区水关长城附近；由12位亚洲青年建筑师设计建造的42栋风格前卫的别墅和一栋俱乐部组成。

　　现代城的项目做起来后，张欣又回到公司，他们进行了分工：与国外的联系，建筑设计、运营管理等由张欣打理，而商业谈判、销售、政府联系则由潘石屹负责。

　　潘石屹曾将他们的分工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以前耍猴的，先要有人敲锣，他就是那敲锣的；然后有人出来耍猴，这就是张欣；最后出来拿着帽子收钱的又是他。

　　2004年7月12日，张欣荣获2004年“亚洲之星”称号，该奖项由美国《商业周刊》设立，在封面文章中，对张欣的总结是“北京最繁忙的建设者，而且是最受追捧的创新建筑的提供者”。

　　坚持己见

　　从纺织女工到华尔街精英，从一个女性管理者到优秀的建筑艺术推动者，再到两个孩子的母亲，张欣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让她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落地生根。

　　做现代城的项目时，张欣告诉丈夫，她要建一个样板间，那个时候，北京的房地产行业还没有人盖样板间。没有人支持张欣的提议。大概花了两天时间，张欣精装修的样板间就落成了。潘石屹说：“必须把这个样板间给拆掉！”

　　“我说再忍两天行不行，等我把家具放好，花摆好。如果那时候你觉得不行，当天就拆，也可以。”她坚持盖的样板间引起了轰动，有很多人来排队买房。

　　另一个故事也同样可以看出张欣的行事风格：2003年非典之后，潘张二人与田溯宁、刘索拉等一帮人聚在洪晃位于北京郊区的别墅里，探讨什么是企业家责任。讨论一开始就被背景各异而又充满个性的众人扯得非常发散，直到深夜，疲惫不堪的他们才达成一致。

　　众人皆松了一口气，打算明天再详细讨论出具体的纲领。只有张欣坚持一定要一鼓作气把具体方案讨论出来。最后，神仙会一直到凌晨，由张欣执笔一条一条地把“企业家责任”列出来。

　　SOHO中国2007年上市，募集了19亿美元资金，作为公司联席主席的张欣似乎享受了比丈夫更多的尊荣。在当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张欣排名在潘石屹之前，有媒体戏谑说，潘石屹是替老婆打工的。

　　公司上市后潘石屹依然活跃在媒体的视野里。而张欣似乎却消失了，她把注意力放在了教育和慈善上，只接受过极少数几家媒体的采访，话题也只是与慈善、教育、宗教和建筑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