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拨通葛亮的香港手机，电话那头传来懒懒的、温和的声音。他说话几乎没有什么起伏，不急不徐，很平缓。

葛亮

　　对于内地读者来说，这个名字还有点陌生，之前我们会在《收获》、《鲤》等文学杂志上零星看到他的小说。最近，他的长篇《朱雀》在内地出版。第一次，他以独立的身姿出现在众人面前，引起大家更多关注的却是他的家世：太舅公是陈独秀，祖父是著名艺术史家葛康俞，叔公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

　　这个定居香港的“70后”，地地道道的南京人，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在香港大学读完硕士和博士。2006年毕业至今，在香港某大学教书，课程围绕文学，除了小说创作、现当代文学之外，也“有点跨文化”，教授文学与电影等。

　　在香港生活10年，回到南京，依旧是“我城”的感觉，没有什么陌生感。他觉得，南京在内地大城市中变化比较缓慢。而且，直到本科毕业他才离开，“人生、性情已经塑造到成型的阶段了。”但是，在外面听到南京话还是觉得特别亲切。

　　曾获得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短篇首奖的葛亮，之前已经在香港、台湾出版了《七声》、《谜鸦》等，都是短篇小说集。《朱雀》是他第一次写作长篇，却收取叫好声一片。王德威说：“《朱雀》展现的气派为葛亮同辈作家所少见。”莫言说：“《朱雀》是兼有人文地理和灵魂拷问的新型小说。”它入选了2009年“《亚洲周刊》——年度全球华人十大小说”，与张爱玲的《小团圆》、陈冠中的《盛世》、苏童的《河岸》排在一起，令葛亮兴奋不已。

　　《朱雀》的故事就发生在南京城里。华裔苏格兰青年许廷迈来到南京留学，在夫子庙与女孩程囡一见钟情，从而带出了程囡、程囡母亲程忆楚以及外婆叶毓芝，三代人爱恨交织的悲剧故事。在个人故事中折射出的，则是这个古老的城市艰难走过的20世纪，大屠杀、“反右”、“文革”……

　　中国的小说根植于民间

　　壹周：为什么会以一个外地人/外国人的视角去写南京？这样写故乡，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葛亮：许廷迈是一个“局外人”，他对于南京而言，是有根的异乡人。我希望这种进入，会凸显一种“家城”初现的感觉。外来眼光带来“陌生化”的呈现，有时候会更清晰而客观地反映一种文化形式与质量。因为没有偏倚。这是我写作这部小说的一个体会。身在此山中，很多东西因为感情层面的因素会造成“失焦”。没错，许廷迈是个外来者，但同时又与这座城市血脉相连。他是个公允的“中间人”。

　　壹周：小说的时代背景主要是“南京大屠杀”、“反右”、“文革”，关于这三段历史，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都很少，尤其是后面两个，你是如何把握的？

　　葛亮：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并不在于运用历史资料，而是在于写作者如何建构并进入历史情境本身。因为青年人对于历史，是一个不在场者，所以没办法以自己的文字作为见证。但是，这赋予我们一种想象的权力。就如同我前面所说的，历史是一种叙述，这种叙述有见仁见智的一面。同时我觉得，对于历史的个性化的认知与态度，是一个作家内心强大的途径。

　　当然，谈及这些历史的伤痕，就我个人而言，在写作中也相当难以抽离。情绪的击打只是最初的，但后期你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对历史与人性的无力感。这是真正体会到的苦痛之处。

　　壹周：小说中，毓芝的死太过惨烈、粗暴，为什么会如此残忍地设置？这是你想象出来的，还是当年大屠杀时确有其事？

　　葛亮：在大屠杀当中有比这一幕惨烈得多的事。我设置这个场景，是想将个人的体验和时代的苦痛结合在一起。诞生与死亡的并置，两代人之间的命运的交接，在这个粗暴而阴暗的瞬间，都获得了日常叙述中所得不到的张力。

　　壹周：毓芝、楚楚、程囡，宿命般地都跟外国人纠缠不清，这是想要表达什么？

　　葛亮：南京是一座古城。然而它必然处于时代的漩涡。时代是混杂的，开放的。这城市也就必然经受来自时间和空间两轴双重的考验。各种外来的因素，包括情爱，在加深这种考验的力度。这是我想要表现的南京，不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而是在和各种外来者之间的碰撞、磨砺、磨合中日趋成熟。

　　壹周：有人觉得这三段故事太过俗了，就像电视剧里经常演的，你怎么看？

　　葛亮：是吗？我还未听到过这类评价。而对“俗”作一个界定的话，中国的小说根植于民间，从唐传奇与话本开始，就是俗文学一脉的延承。这个俗不仅只作为通俗理解，而是更为接近我们的日常与时代的真实细微之处，更让读者有休戚与共之感。其实是一种审美的方式。这个小说在叙述上有其独立的个性所在。而如果《朱雀》让部分读者感到熟悉与亲切的话，我作为作者是应该感到欣慰的。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壹周：你现在定居香港，怎么看身份的问题，觉得自己融入香港文化了吗？

　　葛亮：这个问题我倒没有想过太多。当下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存流动性很大，难以界定完全属于哪里。这些年，不少媒体和场合给我一个“香港作家”的标签，而我仍然是一个南京人。这两座城市的气质很不同。我对它们的感情也很难进行比较。但有一点，在写作上，它们都对我有丰富的给予。

　　轻易的归类，很容易堕入文化“地域化”或者“本土化”的局限，有了这个初衷，你先把自己圈住了。虽然我身在香港，这些年，倒是写了不少关于南京和其它地方的小说和散文。对于在不同地区得到的认可，首先是很大的激励，同时也是种启示。一个作者，最终得到尊重的是你的作品质量和写作个性，而不是其它方面的东西。

　　壹周：你看过陆川的《南京！南京！》吗？个人观感如何？

　　葛亮：看过。这是陆川眼中的南京。有人提出质疑，特别是南京人，跟我说这个电影中的南京不地道，时代调性也不准确，而且对外景在长春搭建耿耿于怀。但我觉得，每个艺术家都有诉说历史和表达城市的权力，也必然有接受检验的责任和义务。只要他是诚恳的，用心去做的，就值得肯定。我有个好朋友，也是作家，曾经给《朱雀》想了个很有趣的宣传语，叫“比《南京！南京！》更南京的南京”。对这一点，我未有十足的自信，虽然南京是我的故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切还是让读者们去感受和判断吧。如果能够让大家因为一些共鸣感去关注这座城市，我也就很安慰了。

　　有家族的延承 很温暖

　　壹周：不得不提一下你的家世。多数人看到你的家族背景之后都要感叹一下，实在太好了，书香门第。不知道你被人问起时是怎样的感受？

　　葛亮：每个人的家族和家人之间血脉的联络，都值得珍惜。家族里的长辈，对我有许多潜在的影响。作为后辈，我对他们感念至深。在当下，或许这种影响会促进自己做得更好一点。文字中有个人的质地，也有家族的延承，这是让人想来温暖的。

　　壹周：这样的家世对你来说是优越感还是包袱？

　　葛亮：家庭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并未对我造成过压力，也就谈不上包袱或者优越。我的成长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或许我身上所谓时代的印记更为显著，比如“独生子女”的标识。对于“家学”的态度，也是因人而异。好的方面，是我可能拥有了比一般人较早的阅读经验以及某种感知事物的态度，但似乎未有什么拘囿。我的父母都是教育方式上相当开明的人。身为知识分子，他们早年也都吃过苦，对于民间会有一种深厚的情愫。这种感情是很天然的，和他们的个人经历相关。这一点对我有些影响。此外，在学问上我会有一个榜样，是我的祖父，他多年从事艺术史研究，治学方面的严谨，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稀见的。我经常翻看他的旧作，对我的为人为学，始终是一个提醒。

　　壹周：在《朱雀》推出时，媒体也相应地将“文二代”、“文三代”这样的标签贴给你，对此你怎么看？

　　葛亮：这类文化标签式的东西，如果是善意的，我也不介意。我父母都是学理科出身，算是时代造就。我父亲很有才华，尤其在艺术方面，大体是个古典式的人物。但终究没办法继承我祖父乃至家族的衣钵。这就是知识分子在近现代中国大环境中必须面对的“常”与“变”。我们这代比较幸运，有更多自己选择的机会。

　　壹周：听说你要写一部关于自己家族的小说？你的太舅公、祖父、叔公都会在小说中出现吗？

　　葛亮：是，还在比较初期的阶段。近来在家中长辈的鼓励下，我开始着手整理一部分家族史的资料。无论这部作品以何种形式出现，我都希望它不光包含家族的足迹，还有时代的声音。不止是知识分子的光荣与苦难，还有他们在日常中所经验的情感与温暖。在我的理解中，家族史并非一定是所谓的“大叙述”，它不应该是冷冰冰的，而是有温度的。它应该是好听的故事，包含了人之常情，才或许会是最动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