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太舅公是陈独秀，祖父葛康俞为著名艺术史家，叔公则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人们谈起葛亮总会先说起他的家世。不过他最近的走红却与家世无关。

葛亮

　　葛亮不久前刚刚以香港作家的身份加入了中国作协，而在刚刚结束的本届香港书展作家讲座名单里，他更是最年轻的一位。最近，葛亮的短篇小说《阿霞》入围了今年的鲁迅文学奖，而他的长篇小说《朱雀》则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在内地出版。香港书展期间，本报专访了这位风头正劲的作家。

　　家族史 家里长辈正陆续凋零

　　新京报：有个朋友开玩笑说你是“遗少”，指的是你特殊的家族背景，这部分背景会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葛亮：我们家族虽然大，但是很分散，在《朱雀》里我没有加入太多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家族里一些人物的口述史的确是我目前最想写的内容。家族里的很多人物已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了一些评论，甚至是盖棺论定的，而你作为一个家族的晚辈，在写作时势必会带入一种温度，同时也是一种尺度，看你怎么拿捏，这是一个大工程。

　　新京报：你提到有些人在历史上已经有了一些评价和定论，这里面有一些是你不赞同的吗？

　　葛亮：很多评价在不同年代里会有某种延转，但是对一个人的评价存在调整的空间。好比我的太舅公陈独秀，早期对他有一个定论，基本是肯定态度，但是对他个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格局演变期间所处的地位，在不同史观的关照下是有所不同的。如果我起笔，既不能家族自我保护，同时又要有历史容纳感。我叔公邓稼先为中国两弹事业付出20年，但是知识分子与家国之间，再到个人生活之间种种联络，让很多事情变得不这么简单。你的身份是多元的，你既是科学家，也是丈夫、兄弟，我的姑奶奶每每想起自己这个弟弟的曾经经历，常常抑制不住心里的疼惜的情绪。

　　我觉得家族口述史这部分现在慢慢显得刻不容缓，家里长辈陆续凋零，我姑祖母快90岁了。包括家中的长辈朋友相继去世，去年底王世襄去世对家里老人情感冲击很大，他曾帮我题写《七声》书名，现在成了最后的纪念。今年过年的时候邓稼先的太太给我们打电话，说是让我赶紧写。如果一些结论已经有了相应地位，我应该怎么写？是迎合？拾遗？还是颠覆？这都是我在考虑的。

　　新京报：现在开始动手去做了？

　　葛亮：开始慢慢在做一些积累，一旦我落笔就要负起责任。我觉得现在很多类似的写作很难逾越知识分子和家国的关系，知识分子可以是机械和冰冷的，也可能是带有温度的，首先他是一个人。包括我姑祖母给我讲了好多故事，我发现，通常在历史书上看到的，鲜明的，好像已经形象清晰的轮廓，其实背后的故事好像发生在我们身边一样，并不是很多东西遥不可及。包括一些历史事件，我们有时候有种有意无意地过滤、删节、衔接，我希望把这部分东西丰满起来。

　　新京报：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说明你感受到的一些历史人物不一样的状态？

　　葛亮：比如宗白华其实是个很可爱的老头，他可以胸前挂一个包，里面是个饭盒，装满点心，痴痴地等小侄女放学，和所有的老人都是一样的。我姑祖父是建国以后第一批回到中国的音乐家，后来姑祖父到香港，站在罗湖桥上，看看这边的五星红旗，又看看香港那边，泪眼婆娑，我们家族就有太多这样的长辈。很多好玩的事，你会发现所有人的行为首先都是日常的，我觉得在写作时“日常”两个字很重要，我们每天都在生活，日常起居、三餐用度，都是日常的。

　　历史观

　　过程比因果动人

　　新京报：人之常情最好看，但是文学还是要在日常里捕捉非日常的东西？

　　葛亮：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历史都是由一些细节积聚而成的，这个积聚本身就是有意思的。以往的历史观更注重结果，比如内因、外因、结局、历史地位，以前考历史都这样背。其实历史不是这样的，我看重的是过程，而不是像大多数时候被简化和僵化的。历史是非常迷人的，但不是全部，什么东西最好看？人之常情最好看。你看沈从文这么多年了，大家读得还是津津有味，丝毫没有觉得受到湘西文化的限制读不下去，因为他写的是人之常情。他有个作品叫《丈夫》，写的是一个妓女，她的丈夫从乡下来看她，本来很戏剧性的内容，他却把妓女作为职业写，拉到人性最温暖的层面。

　　新京报：也就是说表面上的因果关系有时候并不是事情的本质？

　　葛亮：因为我觉得任何人在做任何事，都有自己的原因，除了一些心理变态。之前有些批评家，说我写的坏人都不像坏人，其实当你把导因真正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坏人没有那么坏，这样可以让小说作为文学的功能更有意义。当然锋利的东西有锋利的好处，比如鲁迅的文字可以警世，不同作家有不同的审美选择，每个人选择一种最好的方式来传递你能呈现的。

　　入作协 回归了文化大家庭

　　新京报：你是怎么加入中国作协的？

　　葛亮：他们有推荐，让我填了张表过去，就加入了。之前我也主动申请过，那时候有文化政策的原因，香港作家还不能加入。去年金庸先生加入我觉得是开了个好头，这是文化大家庭的回归。

　　新京报：加入作协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葛亮：我觉得这是种认可，这样的话题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后认可之余，我还没想到会对我写作有怎样的影响，还没想到这么多，但是作为年轻作家，受到认可也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新京报：有的人会觉得港台作家的加入有某种话题性？

　　葛亮：19世纪欧洲非常流行文化沙龙，让不同文化特质有差异的人进来，这种对不同个体的包容心很重要，让不同的声音发出来。我记得当时沙龙里有个诗人，永远是沉默的角色，后来伍尔夫忍无可忍把他开除出去了。对我来说，我很在意这种差异化，至少这个诗人的存在，意味着群体里又多了个不一样的人嘛。我觉得对一些成员的接纳，这个思想导向是正确的，包括接纳80后，80后确实有些优秀代表。80后作家里的代表人物被人们重视，不是因为80后的标签，而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文化特质，多元化的文化特质才是原因，而恰巧他们是80后。

　　故乡情 南京是我不得不写的题材

　　新京报：你虽然人在香港心却在南京，不论是书写还是言语，南京都是你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你去年那部长篇小说《朱雀》。

　　葛亮：南京是我不得不写的题材，写《朱雀》的时候就是抱着很想表达这个城市的心情，但写作时又觉得自己能力不能驾驭，一直在准备，战线拉得很长，写了5年。写作最初只是很纯粹的想法，写出来的东西就去投稿，内地的《收获》杂志居然采用了，对我而言是很大的鼓励。那时候稿子要发表了，编辑才知道我只有20岁出头，很惊讶，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跟朱天心一样有个老灵魂。可是真正能够延续写作的原因，是在香港，反而增加了我写家乡南京的欲望。

　　新京报：在香港写南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葛亮：在香港有着不一样的生活节奏，心里面有种很明显的双层次感觉，从一个城市看另一个城市，那种感觉就不一样。香港曾经是殖民地，的确之间有明显的分野，但是南京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虽然是分庭抗礼，却又融为一体。我在书写南京的同时也有一份危机感，害怕有一天南京的生活面貌的历史变成纸上的回忆。我父亲是个有古典主义情怀的人，很艺术，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没能学成艺术，只好学了理科，后来他被分配到一个地方文化馆工作，那是他最大显身手的一段经历，这些对我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在《朱雀》里塑造的日本人芥川就有中国古典主义的人格理想。这也让我在来到香港后，希望可以做到乱世中不浮躁，还有种信马由缰的感觉。现时现世需要安静，我自己有时候都不能做到，写作可以教会我如何安定下来。

　　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