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晚八点半，一名汪姓旅日留学生回上海后，在浦东机场与前来接机的母亲因学费问题发生争执，随后连刺母亲数刀。截至目前，汪母依然未摆脱生命危险。汪姓留学生如此解释刺母动机：“在机场的时候她还是说没有钱，要钱就一条命。”据悉，汪某留日五年，从不打工，生活费完全由其母每月7000元的工资来支付。汪母“对儿子很呵护”。(4月10日东方卫视)

　　母亲不给钱就刀刺，这无异于抢劫杀人。消息令人胆寒，人们很容易想起药家鑫。

　　药案后，有论者试图从成长经历来探寻药的犯罪心理后，比如媒体人魏英杰指出，“笃信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家庭教育使药家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灰色调”，“自私偏狭促使药家鑫越界行凶”。但随后，这种声音湮没在了药到底是否应被判死刑的争论中，甚至有人认为其他的声音都“暗藏辩护性质”。

　　但今日，笔者还是要冒着为药“辩护”的风险，说一说药的成长经历。药家鑫案后，药的好友曾告诉记者，药父对药“过于严格”，经常“打他”、“关地下室”，望子成龙的心态让药家鑫“逆反”，“经常在背后骂父亲”。家庭高压下，药的个性显得分裂和极端：一方面，因为父亲讽刺自己“不漂亮”，他从200斤迅速减肥至100斤，“会把吃进去的食物都吐出来，只尝一下味道”；另一方面，他以“倔强执拗”的沉默回应着父母，不与父母交流，缺乏安全感(这从他随身携带刀具中可以看出)——药家鑫曾自我感叹“也许我心理有点扭曲了”。(去年12月6日《新京报》)

　　之所以重新絮叨，还源于一则媒体人老愚亲历的故事：

　　下雪天的早晨，我在永和大王吃饭，店门被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推开，他把整个身子压在门上，来回晃动。我说：“小朋友，把门关上啊。”他没有反应。“你这样放风进来，里边的人受不了，赶紧把门关上啊。”他别过头去。我大声吼道：“把门关上。”他不情愿地挪开身子，门哐当一声合上了。然后，他慢慢逼近我，鼓起流泪的眼睛瞪着我，把不屈服的目光刺向我，竟突然抓起面前的塑料凳子，准备掷过来！

　　药家鑫、汪某、五六岁的孩童，他们或自卑或狂妄，但无一例外都是极端自私的。当有人命令他关门时，他会搬起椅子砸向对方，当父母支付不起他的学费或陌生人记下他的车牌时，他甚至可以抽刀相向。他们任性而暴戾，对自己的双亲没有最起码的感恩，无法以平等、自然的姿态与陌生人相处，他们对周遭不信任、不宽容，对社会底线失去敬畏。

　　时至今日，讨论棍棒能否出孝子已显得迂腐，似乎只有谈一谈创造性、自主性才是真的懂得教育。但不可否认的是，“怪胎”最初的基因，要么出自棍棒，要么出自宠溺，无涉其他。

　　中国家庭教育，依然在棍棒与宠溺的两端之间，苦苦做着平衡术。

　　作者：苏京京